改變體系,不要改變氣候!

氣候論壇人民宣言，哥本哈根，2009年12月10日

摘要

氣候危機有解。人類和地球需要的是社會顧及公正和永續的變革，以確保所有人類的權利、生命和尊嚴，並且交給後代子孫一個更肥沃、充滿更多生機的星球。

我們，在哥本哈根參加Klimaforum09 的參與者, 社區和所有機構，呼籲每一個人，組織，政府和機構，包括聯合國（UN），共同促進這一必要的變革。這將會是一項艱鉅的任務。今天所面臨的危機包括經 濟，社會，環境，地緣政治和思想...等各方面相互影響，就像氣候危機一樣。為此，我們呼籲採取緊急氣候行動：

在未來30年完全放棄化石燃料，其中必須包括具體的里程碑，每5年為一期。我們要求立即削減溫室氣體排放的工業化國家以 1990 年危機準，在 2020 年以前，減少至少 40％ 排放，並且，對過度消耗大氣，對氣候造成不利影響的所有受影響的團體和人士訂定識別、付款和補償氣候債務的方式。

拒絕純粹以市場為導向，以技術為中心的錯誤且危險的解決方案，如核能，農業，能源，碳捕獲和儲存技術，清潔發展機制，生物炭，抗逆境的各種基改作物，地球工程，降低開發中國家毀林及森林惡化所導致的碳排放（REDD）機制，這些只會加深社會和環境的衝突。

真正解決氣候危機的方法是建基在安全，清潔，可再生和可持續利用自然資源，以及改革食品，能源，土地和水的主權的基礎上, 因此，我們要求第十五次締約國達成協議，藉由環境社會和經濟永續、公平發展，開始恢復環境，並在最終拿出一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條約。

人類引起的氣候變化所造成的衝擊，將嚴重侵犯人權。各國都有義務進行國際合作，以確保在世界各地根據憲章聯合國尊重人權。任何關於氣候變化的具體協議，必須從更廣泛的範圍著眼，讓我們的社會擁有可以持續的革新。

我們所有參與在Klimaforum09的個人與機構，必須承諾繼續充分並且積極的參與，促進這個需要從根本上改變的社會、政治、經濟結構，並且修正性別，階級，種族，世代，種族...等等不平等與不公義的現象。

這是要求一個從根本要求恢復社會、政治與經濟單位的民主主權。對於自然資源的擁有權，在地化、民主化，與資源取得的控制權，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區 的基礎，這同時也會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當然，這也要一個強有力的區域與跨國間的合作條約來處理一般事務，分享資源，以及一個強大、民主的聯合國。

我們呼籲所有有關人士，社會運動，文化，政治或經濟組織加入我們在建立一個強大的全球性運動，引領人民的夢想，提出社會各個層次的需要。如此一來，我們才可以使全球過渡到永續的未來。

哥本哈根的氣候與資本主義

瓦登．貝洛(Walden Bello)，蘇毓婷翻譯

11月底在日內瓦舉行的WTO第七次部長級會議，以及12月第二週起在哥本哈根的聯合國氣候會議，這兩個相互矛盾、前後交織的會議，突顯出深刻的現實：全世界必需在自由貿易和有效的環境治理間，作出一個選擇。

全球經濟衰退：氣候獲救 在過去一年中，我們看到了某種國際經濟型態的潰敗，它的特點是出口導向以及生產與市場的加速整合。這個交通密集型的全球化經濟，高度依賴著不斷成長的長途貨物運輸。比方說，在美國消費的一盤食物，從源頭到餐桌的平均旅程高達1500英里；另外，交通運輸又高度依賴化石燃料，它佔了2006年13％的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和23％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

因此，出口依賴型全球經濟的衰退，也帶來顯著的二氧化碳排放減量，顯示出對於氣候危機的緩和效果。2009年是過去 40年以來，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程度最大的一年。由於全球需求低迷，數以千計的船隻被困在紐約、新加坡、里約熱內盧、漢城等港口，因此大幅度減少高碳鋼 C級重油的使用，這種石油用於 80％的海運；空運的減量意味著顯著減少航空燃料的使用，近年來航空燃油一直是增長最快的溫室氣體排放源。

去全球化的機會

為了回應出口導向全球經濟的崩潰，許多政府透過讓消費者花錢的刺激方案，退回國內市場。伴隨著這一舉動的是從全球化生產結構的撤退、或稱「去全球化」。經濟學人說，「在世界經濟的整合幾乎每一條戰線上倒退」。儘管該雜誌說，企業仍然相信全球供應鏈的效率，「就像所有的鎖鍊一樣，這是它最脆弱的環節，如果企業認為這種組織生產的方式風光不再，就表示危險關頭到了。」

對於許多全球南方和北方的環保人士以及生態經濟學家來說，出口導向全球經濟的破壞，開啟了一個轉型的機會，將經濟生活組織方式變得對氣候及生態更友善。但是全球運輸和貨運對化石燃料的高度依賴，僅僅只是問題的一面。環保人士堅持認為主流的經濟模式需要改變。全球經濟必須從根本上受到過度生產和過度消費所驅動的模式，轉型為以永續發展和分散式生產過程為基礎，並且由人民的實際需求帶動適度或低度的消費。

但是大多數北方決策者假設消費趨勢仍然能夠持續，唯一的挑戰在於如何轉變能源結構，並採用生物燃料、「清潔煤炭」、核能、碳吸收和儲存等科技解案，以及碳交易。這種假設不僅是基於幻想，而且相當危險。事實上，不解決資本主義環境不穩定的內在動力－它在追求利潤的動機下不斷地將活的自然轉變為死的商品，氣候問題無法得到策略性地解決。

大多數技術官僚和經濟學家認為，出口帶動型成長只是暫時撤退，而全球需求將再復甦。他們並沒有預示到對化石燃料較不密集而且生態永續的生產轉型。政策辯論所關注的是，誰將取代破產的美國消費者，成為全球需求的發動引擎。在歐洲和日本的長期衰退之下，中國的成長被期待為全球性通貨膨脹的基礎，但那將是一個奇蹟。中國最近一季 8.9％的年增率，是由目前五千八百五十億美元的刺激方案所達成，主要對象為農村地區。錢花完後，國內需求將可能停止生長。有限的短期現金，不會將中國農民轉變為全球經濟的救主。畢竟，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這些農民目睹著收入和福利的嚴重受損，因為他們承擔著中國出口導向經濟發展的苦果。

多哈死局

但是，不管這種訴諸全球消費者的爭論最後如何解決，世界貿易組織和它來自北方和南方最有影響力的成員，都希望在日內瓦第七次部長級會議完成的多哈回合談判，能恢復全球一體化生產和市場的碳密集趨勢。

經濟學家和政治決策者對於出口引擎復甦全球經濟的盤算，往往忽略出口導向全球化對氣候的負面影響，這是邁向哥本哈根的路上一個危險的鴻溝。美國政策研究所主任約翰卡瓦那說：「經濟決策者關注於如何扭轉經濟衰退；而生態經濟學家關注的是扭轉氣候變遷的策略途徑，這兩者互相矛盾。」

即使沒有WTO的威脅，氣候談判也有其自身的問題。在邁向哥本哈根的路上，氣候變遷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兩項議題：減緩和調適，這兩者都受到阻礙，而主要原因在於工業化（附件1）國家的立場。在減緩方面，主要的發達國家迄今仍拒絕提供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減量，而他們提出的自願減量非常輕微。美國的情形是，奧巴馬總統提出不具約束力的承諾，是在2005年的水平上減少17％的溫室氣體排放（GHG）。換算成作為大幅減量指標的1990年水平，僅些微減少4％。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堅稱，在2020年以前削減 25-40％的溫室氣體，是避免全球平均氣溫在本世紀上升超過2度的最低減量數字。而且，這已經被認為是低估的數字。

在協助貧窮國家應對氣候變遷的調適談判，也受到阻礙，因為富有國家不願拿出最小的必要援助金額、無條件技術轉讓，以及透過其所控制的世界銀行之外的機構，轉移資金到發展中國家。 這兩方面的挑戰已經夠棘手了。然而，除非世界各個國家的經濟模式或策略走向成為哥本哈根的討論中心，否則關於減緩和調適最具野心的協定，也將只是權宜之計。除非哥本哈根的談判代表廢黜多哈模式，氣候變遷最重要的驅動力量，亦即以持續增加消費為基礎的出口導向全球化資本主義經濟，將會繼續主導。


瓦登．貝洛是菲律賓國會議員、「免除債務聯盟」主席、「關注全球南方」資深分析家以及「外交政策聚焦」專欄作家。

哥本哈根談判陷入僵局

許國平(Martin Khor)，陳思穎翻譯

會議過了一個星期，然而更困難和激烈的部份會在第二個星期發生，也就是上百位總統和總理出席的17號和18號。

目前大家的期望是這些首長可以提出一份「有共識的結果」或共同準備的宣言。但是談判進行的狀況，比較有可能的是政治領袖們會各自做好關鍵的決定。仍舊有許多關鍵議題未獲解決。前幾間出現最大的議題，即是未來全球氣候協議體制。

已開發國家，尤其是日本和歐盟，堅持新的協定必須取代京都議定書。幾乎所有在UNFCCC下的國家，同時也是京都議定書的成員，除了美國是值得一提的國家。

由於美國不打算簽署京都議定書，其他的已開發國家也不想繼續在此議定書的規定下，於是這些國家便希望以另外的協定納入美國；不過，這將要求發展中國家必須在其減量上有所作為。

開發中國家無法接受，因為新的協定不若京都議定書，將嚴格和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規定加諸於已開發國家，要求其減量。

此外，在目前的規定下，開發中國家不須承擔減量的法律責任。於此階段他們不希望被要求「巴里行動計畫」以外的義務；他們擔心這將影響到其經濟發展，尤其在財務和技術轉移的承諾仍未完成的情形下。

上週四兩大工作團隊(京都議定書、長期合作行動)題出新的決議草案時，歐盟和日本強力批評草案將使京都議定書繼續存在。歐盟和日本拒絕參加有關京都議定書的討論超過一天，希望能和主席協商是否有修改草案的空間。
上星期五的一場會議中，歐盟和日本再次表達對此草案的反對立場，並表示延長京都議定書無法解決減排需求。他們認為納入美國和開發中國家的「單一協定」才能解套。

在同場會議中，開發中國家堅持京都議定書能夠繼續，且已開發國家必須同意在2020年以前減量至比1990年少40%。另一項模式是，美國必須在COP框架下做到類似的努力，發展中國家則獲得財務和技術轉移的支持，進行自願減量行動。過去幾週有些開發中國家已經宣佈其國家減量目標，如中國表示將以GNP排放密度計算，在2020年以前減到比2005年少40%~45%的標準，也就是每單位產出的排放減少40%~45%。根據一位中國科學家在上星期於會場舉辦的「碳公平」(Carbon Equity)論壇中的說法，此目標相當積極，比已開發國家過去幾年的減量表現還好。

不過歐盟對此不以為意，表示中國的目標仍不夠。在哥本哈根會談中。歐盟協同其他國家繼續強調開發中國家必須為減量做更多，如在2020年以前必須達到比「正常經濟發展」(business as usual )水準下減少15%~30%的目標。何謂「正常經濟發展」，並未有共同定義或共識。

該責任已經背離2007年12月在巴里島COP13的決議，因此遭到開發中國家的反對；他們已經準備好進行國內自願減量目標，但是不希望以協定規範這些目標。UNFCCC和京都議定書基於「共有但是不同的責任」原則，認定已開發國家在全球暖化問題上有歷史責任，因此他們有更大的責任必須減量。
發展中國家強力要求哥本哈根會談的「雙軌」制度。其一是要求已開發國家(美國除外)在京都議定書的框架下，於第二階段更進一步的減量；其二是以UNFCCC下COP的決議，美國和其他已開發國家進行類似的減量，而發展中國家在受到包括計算、紀錄、審核的財務和技術轉移的支持下進行減量。
G77+中國集團的蘇丹籍主席表示：「無法接受協商停滯不前和已開發國家興致缺缺的態度。我們強力反對他們想要扼殺目前唯一一個具有法律約束性的京都議定書。」

發展中國家的協商代表紛紛發言支持主席的說法，並表示COP締約國和京都議定書簽署國必須於週五會議中以雙軌進行。包括格瑞那達(代表小島國聯盟)、甘比亞(代表非洲集團)、南非、奈及利亞、巴西、印度、中國、馬來西亞、沙烏地阿拉伯、巴基斯坦、阿曼、埃及、巴布亞紐幾內亞、吐瓦魯、阿富汗、科威特、密克羅尼西亞、波利維亞。

印度表示：「雙軌的合法性必須維持下去，我們必須避免任何想跳脫第二期京都議定書的舉動。」

中國亦強調雙軌制是所有UNFCCC締約國(包括美國)在巴里會談所同意的。當會談只剩幾天時，已開發國家仍舊沒有表現應有的政治意願，是全球有目共睹的。波利維亞批評已開發國家應為75%的排放負起歷史責任，卻想否認其對開發中國家和地球欠下的「氣候債」，扼殺京都議定書。「如今他們說他們要等其他人做出承諾後才願意回應，完全不想負責。」

當會場正在進行協商時，超過10萬人在哥本哈根的街道上遊行，要求各國領袖立即行動及做到「氣候正義」。

協商陷入僵局，特別是京都議定書的存亡、雙軌的結果，抑或新的協定，皆正在威脅會議的成功與否。離12月17日、18日各國總統或總理蒞臨的時間所剩不多，希望能簽署具歷史性的氣候協定。至於最後會是至少包括氣候框架的部份協定，或是決定繼續協商，仍值得關注。

(許國平，南方中心(South Center)執行長)

讓我們三思而行－公民社會呼籲將技術評估納入氣候協定

我們－來自世界各地的公民社會組織和社會活動團體－認為迫切需要真正的、持久的應對氣候變化的解決方案。我們認識到，如果沒有真正的、持久的應對氣候變化的解決方案，將帶來人類不得不面對的致命後果。我們必須緊迫地增強應對氣候變化挑戰的能力，同時顯著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

一些公司、個人、甚至是政府正在恐慌和無助地推廣未經測試和未經證明的技術，作為「我們唯一的選擇」。然而我們不願意看到，在沒有考證對生態和社會影響的情形下，這些未經測試和未經證明的技術，就被推廣使用。一些視為能儲存碳或調控自然體系的技術，可能造成災難性的生態和社會後果。在某些情形或方面技術轉讓是在哥本哈根長期合作行動談判中的四個關鍵議題之一 (其他是減緩、適應和資金)。在討論中的政府間談判文本考慮了不同的加快技術滲透的措施。它很可能是創建一個「行動計畫」以及一個「技術機構」和不同的技術組或創新中心，在以後的時間內證實它對決定何種技術獲得資金及政治上的支持具影響力。我們需要保證恰當的技術可以得到它們需要的支援，而錯誤的技術會被放棄。如果沒有一個全面的社會和環境的評估過程，這個目標就不會實現。

在許多情況下，應對氣候變化的方法都已是人類力所能及的，不涉及任何複雜的新技術，而是有意識的決策和公共政策，以減少人類在生態的足跡。例如，許多土著人和農民有世代流傳的良好技術，這些技術已經幫助他們應對氣候變化的影響。忽視這些已有的傳統技術，而熱衷於從其他地方引進新的、專利技術是無意義的。經評估對環境和社會都有益的技術需要進行交換和交流。不能以保護知識產權為由，阻礙這些有益技術的交換和交流。而一些被稱之為「環境無害」 的技術，事實上有可預見到的對社會或環境的嚴重負面影響。例如：

－眾所周知核能對環境和人類健康有危險，以及還有核武器擴散的潛在威脅。

－為生物能源和生物燃料提供原料的農作物和樹木種植，可導致大批農民和土著人流離失所或遷徙，並且摧毀現有的碳密生態環境，從而加速氣候變化。

－農耕方法，包括轉基因農作物和樹木，使用農用化學品和合成肥料，大規模

單一種植和工業飼養，這些都對氣候、人類健康和生物多樣性帶來威脅。對海洋，大氣層和土地（岩土工程）進行有意的、大規模的技術干預，可能會使氣候系統更加不穩定，對遠離使用這些技術國的其他國家都可帶來破壞性後果。例如：

－海洋優養化可能破壞海洋生態系統和干擾食物鏈。

－注入平流層硫酸鹽可能導致赤道地區大面積乾旱，造成農作物欠收和加劇已惡化的饑荒。

－生物碳未經證實可螯合碳或改善土壤，但由於某些商業利益卻已被積極地推廣。

在哥本哈根，很可能創建一個負責與氣候相關技術的新國際機構，並將有新資金為其運作。但是到目前為止，談判的文本沒有提及要求這個新機構來評估這些技術對社會、經濟和環境影響（這些影響經常是跨越國境），或是評估對人類、包括婦女、土著人、農民、漁民等的影響。

所謂預防原則，應該是要在政府和政府間機構啟動資金、資助發展技術或在全球使用技術之前，對這些技術作認真仔細的評估，而不是在使用之後才做。這在國際法中已有先例：由157個國家批准的“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規定對於轉基因生物，必須按照這一原則。公眾參與諮詢的國家和國際項目，並有受技術直接影響的人參與評估，是至關重要的。人們必須有機會來決定他們想要何種技術，並拒絕那些對環境有害或破壞社會公平的技術。

因此，我們要求對氣候變化相關的所有新技術有明確和一貫的國際準則：在第15 次締約方會議的國家必須確保制定對技術嚴格評估的預防機制，並具有法律約束力，使這些新技術的危險、可能的影響和適當性在推廣之前被恰當和民主地評估。任何負責技術評估和轉讓的新機構，除了應促進評估中與農民、土著人和受潛在影響的社區充分協商及其參與，還必須有公平的性別和地區代表性。

欲簽署組織和團體，請發送電郵至 Francesca@etcgroup.org，並在主題注明Look Before You Leap, 相關訊息請見 http://www.etcgroup.org/.

我們為何離開農場，來到哥本哈根？

2009年12月07日
農民之路主席亨利．薩拉吉在 Klimafroum 開幕式的演說。

今晚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夜晚，我們在此為了社會運動和公民社會在Klimaforum大會的開幕而聚集。我們國際農民運動「農民之路」的朋友，從世界各個角落而來，我們離開我們的農田、我們的牲畜、我們的森林、還有我們農村裡的家庭，來這裡與大家共聚一堂。

有什麼重要的事情讓我們跑到這麼遠的地方？有幾個原因。首先，我們想告訴你，氣候變化已經嚴重影響我們。它帶來洪水，乾旱和病蟲害的爆發，造成歉收。我必須指出，這些歉收並不是農民造成。相反的，它是排放溫室氣體的汙染者破壞自然循環所造成的。因此，我們小農戶來這裡所要表達的，不是要替他們的錯誤付帳，而是要求排放者面對自己的責任。

第二，我想與你們分享一些關於哪些農業活動造成溫室氣體排放的事實。新的數據已經清楚表明，工業化農業以及全球化的糧食體系必須為44至57％的全球溫室氣體排放負責。這項數字可細分如下:
（一）農業活動要擔負11至15％，
（二）開墾土地和砍伐森林導致額外的15至18％，
（三）食品加工，包裝和運輸造成15至20％ ，
（四）分解有機廢物造成另外3至4％。

這意味著，我們目前的糧食體系是一個重大的污染。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是：當農業部門本身的製造了超過一半的溫室氣體總排放量時，我們如何解決氣候混亂、饑荒並確保更好的農民生計？

我們認為，工業化和農企業的農業模式才是問題的根源，我剛才提到的這些因砍伐森林、將天然林轉換成單一植林的排放百分比，都是農企業的運作所產生，而不是家庭農場。而農業的大量甲烷排放，也是因為世界銀行所支持的綠色革命，鼓勵使用尿素作為化學肥料而造成。同時，自由貿易協定（FTA）和世界貿易組織（WTO）推動的農業貿易自由化，更助長糧食在全球加工和運輸過程中的溫室氣體排放。

如果我們真正想對抗氣候危機，我們的唯一要務就是制止工業化農業。農企業不僅促成氣候危機，它也殘害世界小農。全世界有數以百萬計的男性和女性農民，從他們的土地上被驅離；另外每年還有數百萬人，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土地衝突中遭受暴力威脅。世界上十多億飢餓的人群中，小農和無地的農民占絕大多數。另一方面，由於自由貿易，南亞許多小農戶自殺。因此，制止工業化農業，是我們唯一可以走的路。

目前這個倚賴碳交易機制的氣候談判，會帶來氣候變遷的解決方案嗎？我們認為，碳交易機制，只會圖例製造污染的國家和公司，並帶給發展中國家小農戶和土著人民更多災難。在 REDD 的倡議（減少排放的森林砍伐和退化），已經將許多原住民和小農戶驅離自己的土地。越來越多的農地轉變為植樹造林，以吸引碳排放的信用額度。

2007 年在巴里島的締約國第十三次會議，農民之路就已提出無地農民和小農民解決氣候變化的方案，那就是「永續的小規模農戶可替地球降溫」。今天在締約國第十五次會議，我們再次提出這項建議，並以數據證明它可減少一半以上的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這一數據來自：

（一）恢復、調解土壤的有機質，可以減少20至35％排放量。
（二）改變工廠的集中肉類生產及重整牲畜和農作物生產，可以減少5至9％的排放量。
（三）讓糧食體系回到以當地市場和生鮮食品為主，將進一步減少10至12％的排放量。
（四）停止開墾土地和砍伐森林將減少15至18％的排放量。總之，讓農業脫離大型農企業的掌握，並且放回小農的手中，這樣就可以減少一半的全球排放溫室氣體。這是我們提出的方案，我們稱之為糧食主權。

要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社會運動一同努力，共同奮鬥，結束目前在氣候談判桌上錯誤的解決方案。這是必須的，否則我們將面對一個更大的世界性悲劇。作為社會運動，我們必須把自己的議程帶到談判桌上，因為我們是第一批氣候難民與受害者，因此，氣候正義在我們手中。

在1996年世界糧農組織(FAO)糧食高峰會議，各國政府承諾在2015年以前減少一半飢餓人口。但現實情況是，飢餓人口在最近急劇地增加。我們不希望同樣的事情發生的氣候談判－無論各國政府在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內談什麼，最後還是只看到排放量的增加。

我們邀請所有的社會運動都在哥本哈根聯合起來，將氣候正義帶到談判桌上。只有透過團結和社會正義，才能實現氣候正義。

本文由陳建泰翻譯，蘇毓婷校稿。原文請見農民之路網站。

氣候正義，別忘了代際公平

在環境正義以及氣候正義的討論中，我們經常關注的是代內公平，也就是國際和人際之間的公平，但是代際公平卻是被忽略的一環。

11月23日，香港大學的趙耀華副教授在明報發表「對付氣候變化是否符合經濟原則？ 」，文中以斯特恩﹑羅默﹑魏茨曼等經濟學家的分析，指出主流氣候經濟學界在使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時，不但嚴重低估未來世代的福祉，更忽略了大災難出現的可能性，這就點出了代際公平的問題。

代際公平強調，當不同年代的人須就政策承擔開支及獲享利益時，有關的成本及利益必須公平分配。而羅默提出的代際公平原則，更進一步要求，政治決策應以提高各代人當中，最低福祉那代人的福祉為目標。而現今的氣候政策環境中，最低福祉的一群，難道不是那些必須在四十年後面對全球溫度上升幅度可能高達六度*的世代嗎？

所以今年從德國波昂到泰國曼谷的聯合國氣候會議中，都可以見到國際青年高舉標語，要求決策者將目光放遠到 2050，凸顯代際公平的問題。

How old will you be in 2050？

*此數據來自英國東安格利亞大學奎裏教授主持的研究，上週於「自然：地球科學」雜誌發表。

[轉載]對付氣候變化是否符合經濟原則？

趙耀華

【明報專訊】可以這樣說，遍數眼下熱門國際議題，除了金融危機之外，沒有別的事情比氣候變化更引人注目了。似乎一般人也同意氣候變化是個非常嚴峻的問題，解決它已經到 了刻不容緩的地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態度和氣候變化經濟學的主流結論相當不同。耶魯大學的經濟學者諾德豪斯（WilliamNordhaus）在 2007就說過，根據氣候變化經濟學的研究成果，「最優的減緩氣候變化的經濟政策是：在短期適度地減少排放量，在中長期大量減少排放量......這個結 論經過了多種不同的建模策略測試，考慮了各種氣候目標、科學參數，還經歷了10年的整合評估模型修正」。

最近的經濟危機已經損害了主流經濟學界的名聲。他們不但未能在危機爆發前發出警報，更嚴重的是長期對金融市場放鬆管制的潛在危險視而不見。我擔心假若我們果真追隨諾德豪斯的漸進策略，終有一天我們會後悔對氣候變化做得不夠，就像我們現在後悔對金融管制得不夠一樣。

幸運的是，諾德豪斯的意見並非是唯一的意見。由英國政府委託、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斯特恩（Nicholas　Stern）所主持的2006《斯特恩報告》，就提出了相反的意見，這個報告主張雷厲風行，迅速大量減排二氧化碳。當時的首相貝理雅在報告面世時就說：「毫無疑問，如果科學是正確的話，我們星球的未來是災難性的。在未來10到15年間，如果缺乏國際間的激進的二氧化碳減排措施，強有力的證據證明我們將錯失控制氣溫上升的時機。」

折現率之爭

氣候經濟學家使用一種叫「成本效益分析」的分析工具。在有關個人的成本效益分析上，我們常常需要把目下的支出收入與將來的支出收入比較。舉例說，如果你把手頭上的1萬元放進銀行收取利息（舉例說每年2厘），那麼10年後就可以取回本金加利息一共10,000×1.0210
=12,190元。照此推算，10年後的1萬元經過貼現，其實只等於眼下的8,197元（貼現率為每年2厘）。

氣候經濟學中的成本效益分析，借用了這種在個人決策中使用的貼現方法，使得將來的人的利害得失可以與我們這一代人的利害得失比較。斯特恩使用的經濟模型和以諾德豪斯為代表的主流氣候經濟學界所使用的其實大同小異，主要分別在於他們用上了不同的貼現率，即對未來的人的福祉給予不同程度的重視。斯特恩給予100年後那一代人的福祉的重視程度，相當於對當今我們這代人重視程度的0.90倍，而諾德豪斯給予的則只是0.22倍！

在研究個人的決策問題時使用折現毫無爭議，但把它用在研究社會上的代際問題卻缺乏根據。在前一類問題中，當初的決策人也是日後的承受者；在後一類問題中，未來的人沒有在今天作出決定的權利，卻要承受這些決定的後果。認為未來的人相對我們這代人而言不那麼重要，這種處理方法並不符合任何道德的基礎，諾德豪斯那樣高的貼現率，簡直是對人權的踐踏！

事實上，即使以追求沒有貼現的各代福祉之和的極大化也有問題。因為這意味：假如一個政策為當今這代人增加兩個單位的福祉，而對未來的一代減少一個單位的福祉，那麼這種政策算得上是個進步。但是，我們真的這樣認為嗎？

代際公平的問題

另一個耶魯經濟學家、政治學家羅默（John　Roemer）提出了一個代際公平的原則：一個中立無私的決策人做出的決策，應該以提高各代人中福祉最低那代人的福祉為目標。（把這個縱向的代際原則，改變成為橫向的原則便很清楚：香港整體的福祉，不是以最富有的人的收入來判斷，而是以最窮的人有沒有過體面的生活來判斷的！）。當我們這代人作出的決策符合這個原則，未來的人一定不會比我們活得差，因此這種原則也可以稱為可持續性原則（sustainability），或者最小最大原則（minimax）。讀者也許會問：如果我們將未來的人的福祉看得那麼重要，我們這一代豈不是要受苦？

別擔心，羅默和他的合著者給我們帶來了好消息。他們在一篇論文中發現，即使按照聯合國氣候變化小組（IPCC）給定的方案減排二氧化碳的話，包括我們在內的今後每代人的生活水準，都可以維持於高於2000年的生活水準30%之上，而不需要下降。他們還證明了，即使我們還要求以後的人生活得比我們好，只要增長速度不是太大時，我們當今一代人同樣不需要受苦。值得注意的是，在這項研究中使用的「生活水準」概念，並不僅僅指消費，還包括知識水準﹑對大自然的保育程度等等。

大災難的後果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魏茨曼（Martin　Weitzman）則批評，主流的氣候變化經濟中在使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時，往往忽略了大災難出現的可能性。在經濟學中，一個變數的不確定性是通過一個概率分佈函數來表示的。但在標準的成本效益分析中，變數取得極端（極大或者極小）的數值的可能性是忽略不作處理的，即把概率分佈函數的兩條尾巴去掉。魏茨曼認為，在一般問題上，這種處理方法無可厚非，但是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這樣作出來的分析是非常不可靠的。這樣做等於把我們想要研究的﹑並設法提防的大災難，事先就排除在分析之外！

魏茨曼認為主流的氣候變化經濟家應該老老實實地把這些不足告訴決策者，由於氣候變化的問題實在太複雜了，成本效益分析並不那麼可靠，「這確實使我們不太高興，但事實畢竟是事實，我們總不能為了令自己的研究看起來更為客觀科學一點，就可以迴避甚至否定這個事實」！（魏茨曼並不是個小輩，在今年諾貝爾獎公布得獎名單之前，他便和諾德豪斯一起被視為可能人選。）

筆者認同斯特恩﹑羅默﹑魏茨曼等人的看法。斯特恩提醒我們要有長遠的眼光；羅默告訴我們代際公平的原則，而衡量人類生活品質時，還應該包括消費品以外的東西；魏茨曼則警告我們不要夜郎自大，要知道現有知識的局限。

失靈的碳交易

凱文•史密斯(Kevin Smith)撰
2009年11月9日發表於中外對話

上周，格雷希拉•齊齊爾尼斯基(Graciela Chichilnisky)撰文談到碳交易可以拯救氣候變化協定。凱文•史密斯在此提出不同看法，認為碳交易市場過去未能奏效，將來也不會發揮作用。

碳交易既沒有發揮應有作用，也看不到其未來可能改善的跡象。「歐盟排放交易計畫」迄今未能取得任何大幅減排的成績，宣告了這場世界最大碳交易實驗的失敗。大量的政治期許和關注反倒給這些歐洲大排放能源企業做了嫁衣，使他們無需減排即可獲得億萬歐元的利潤。

自由市場的理念還在為碳交易敲鼓助威，但是一些非政府組織甚至政府機構已然承認失利。英國獨立政府顧問機構「氣候變化委員會」就對此表示悲觀：「我們不確定『歐盟排放交易計畫』可以為交易市場減排吸引低碳投資」，並建議回歸傳統的法規管治辦法。

歐洲大陸以外，碳交易也未能將「清潔發展」的理念傳播到發展中國家，反而給企圖在污染行業大撈一筆的業界精英帶來了巨額利潤。許多國家的社區成了清潔發展機制（CDM）旗下項目的犧牲品。為方便富裕國家和公司繼續污染而提供碳信用，這些國家的居民有些因建築大壩而被迫遷移，有些不得不與垃圾填埋場為鄰。清潔機制還讓工業國家在氣候談判桌上扮演偽善的角色，製造有意資助清潔技術的假像，卻從而輕易的模糊焦點，躲避為環境適應及技術轉移提供資金的更核心的議題。

目前世界最大的碳交易中心「歐洲氣候交易所」坐落在英國倫敦的金融區。2009年四月，氣候變化宣導者就在這棟大樓外策劃了一場抗議活動。抗議者聲討碳交易讓情況不進反退，譴責政府批准開展碳密集基建工程，其中包括將在30年內建成的英國首個火電發電場。

最近不少行業報告也揭示了碳交易的挫敗，批評的聲音不絕於耳。上周在西班牙巴賽隆納舉行的氣候變化會談上，地球之友發表了《危險執迷----反碳交易證據及應對氣候困局的真正方案》。這份報告建議立刻終止全球碳交易市場的擴大和聯鎖。

批評碳交易的還不僅僅是環保主義者。德意志銀行近日發表的一份報告總結認為，碳交易市場在「可預見的未來」不可能實現大幅減排。億萬富翁喬治•索羅斯也發表了相似看法，他說：「或許這個機制就是場鬧劇，因此只有像我這樣的商人才會對它青睞，因為這裏面蘊含了大量的商機。」

當下的全球金融危機突出了所謂自由市場理念的荒謬。企圖在促進自由市場的力量和金融化進程的同時，為急待轉變的全球低碳經濟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案，顯然這種理念是不合時宜的。


凱文•史密斯是「多國研究所」開展的「碳貿易觀察」專案倫敦站的研究員。本月底，「碳貿易觀察」將出版圖書《碳交易：如何運作及因何失敗》（達格•哈馬舍爾德基金會），並將在網上提供免費下載的版本。

氣候正義團體怒言:京都尚未到期！

2009年10月9日
CJN!在曼谷氣候會談閉幕大會的發言稿

主席先生：

我以「氣候正義，現在就要！」的成員身份發言。我們是一個包含全球許多組織和運動團體的網絡，為了在地方和全球兩個層面上真正解決氣候危機的方案而戰。

從巴里島氣候會談以來，我們一直期待美國的參與，特別是希望它最終如同其他附件一國家，在巴里行動計劃第一段(b)(i)部分之下，作出相同程度的量化總體經濟排放減量承諾，以達成它的歷史責任。
在邁向哥本哈根的路上，我們感到無比憤怒，因為已開發國家正將京都議定書拋諸腦後，並且用更多的碳抵銷和其他錯誤解案，來繼續往常的行為，而不是去確保所有附件一國家承諾的可比較性。很明顯，財團的利益已經席捲了已開發國家的政府。

拋棄唯一具有法律效力的溫室氣體減量機制，來減弱已開發國家的責任，這是對環境和社會正義開了一個大玩笑。因為，這個機制呼籲建立一個新的單一條約，容許由下而上的國家減量途徑，而不是屈從於科學與強大國際體制的由上而下的總量削減。

讓我們明白地說：京都議定書還沒有到期。只有第一階段在2012年結束，而且議定書中明定應該要有後續的承諾階段。對於京都議定書成員國來說，不進入第二階段，就是違反議定書第三條第九款的規定。

任何一個京都議定書的會員國，計畫終結京都議定書並且用其他較低程度承諾的劣等品代替它，都是令人無法接受的。我們要求已開發國家，不能以美國為藉口，而拋棄它們的京都議定書承諾。

自從巴里氣候會談以來，我們也期望在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授權下，透過民主機制產生新的以及額外的金融條款，來提供減緩、調適和科技轉讓所需的緊急基金。對於這些提案被如此抗拒，我們感到無比氣憤。

在京都議定書和公約之下的義務，必須是在沒有碳交易的情況下達成。京都議定書成員中的已開發國家，必須尊重他們在法律上的承諾，並且不能企圖在長期合作行動之下，合併額外和關鍵的義務。

巴里行動計劃之目的是要執行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而不是要改變它。採取第一個以及最大的步驟來達成京都議定書和公約的願望，是北方已開發國家的法律和道德責任。

在目前的狀況下，哥本哈根氣候談判有極大的失敗危險。我們必須在心態上根本改變。

10月5日，為氣候正義大團結!

亞洲人民氣候正義團結聯盟
聲明書
2009/09/29

我們─亞洲人民氣候正義團結聯盟（Asian Peoples Solidarity for Climate Justice），因為一個史無前例的衝突，而聚集在泰國曼谷表達我們的立場。這是一個與資源有關的衝突，一個因為任意消耗資源以牟取暴利與沉溺於消費所造成的衝突；這是一個讓私人利益主導並支配公共利益的衝突。

這個衝突所造成的嚴峻結果之一，是全球暖化和它對地球的影響，包括：海平面上升、嚴重乾旱造成的大量環境難民，以及日益頻繁與嚴重的極端氣候事件。在我們說話的同時，這些衝擊才剛要開始呈現出來。由於全世界所面對的環境災害與全球經濟與金融體系密不可分，因此，氣候變遷的影響，也包括了經濟的快速解體、工作機會的流逝與生計的崩潰。

除非公平與正義的呼聲在此衝突中勝出，否則全球規模的人權侵害以及所有生態系統的崩壞，將會繼續，而且更為惡化。

我們─亞洲人民氣候正義團結聯盟相信，要解決氣候危機，就必須要進行全球體系─經濟、政治與社會文化的基本轉型。除了全球轉型。為了防止氣候危機造成災難性與無法回復性的結果，在目前有限的時間條件下，加速徹底的社會轉型過程極為迫切。這個過程包含如何迫使各國政府對氣候正義採取行動。

這是我們今天聚集在泰國曼谷的原因。

我們─亞洲人民氣候正義團結聯盟，是由亞洲各國處於邊緣與最脆弱的草根社群所組成，包括女性、原住民族、漁民和海岸社群、農民與鄉村社群、森林社群、正規及非正規勞工、移民與氣候難民、年輕人、都市貧民及其它。

我們將在10月5日，於曼谷街頭遊行，並提出以下幾項迫切的訴求：

1 已開發（北方）國家，需要全額賠償它們賒欠發展中國家的生態債與氣候債。賠償必須是無條件的資金給付，以及不受智慧財產權限制的適切科技及環境友善技術之轉讓，讓南方國家人民能夠應對氣候變遷的衝擊。

2 已開發（北方）國家需要在其國內執行深度的、嚴格的溫室氣體排放減量政策。

3 南方國家有追求發展的權利，並且透過一個在生態上健全的、正義、民主、且免於新殖民主義枷鎖的機制，來滿足其人民的需求。

4 拒絕如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的科技解方，拒絕造成以下事項的錯誤解案:侵犯原住民族、女性與其他邊緣群體的權利；削弱生態平衡的能力且無助於溫室氣體的減量；允許北方政府推卸他們在氣候變遷上的責任；為私人企業藉由氣候危機獲利與精英對自然資源更強大的控制鋪路。

5 終止加劇氣候變遷的國際金融機構政策、活動與計畫。阻止國際金融機構成為處理氣候危機的主要機制，特別是世界銀行與區域發展銀行。

6 取消對南方國家所有的非法債權，這是作為正義的表現，也是讓南方國家有能力處理經濟與氣候危機的重要步驟。

7 終結會持續對環境與當地社會經濟體系進行破壞性開發、阻礙氣候正義之實現，以及讓人民更容易受害的貿易協定。

8 在所有處理氣候危機的過程與計畫中，承認並履行原住民族、勞工、農民與漁民、森林聚落、女性、年輕人與其他邊緣群體的基本權利。

我們呼籲南方與北方國家的所有民眾，一起加入我們爭取氣候正義的行動。

[轉載]氣候變遷下掌控水資源 飲料大廠犯眾怒

文／Martinne Geller 刊於路透社 2009年6月16日
編譯／游宜樺 刊於經濟日報(台灣) 2009年6月24日

地球上的水資源愈來愈稀少，人們不僅開始憂慮未來水價可能飆高，也擔心飲料業者為取得穩定供應的廉價用水，會想盡辦法掌控水源，成為「水霸」。因此，近年來生產瓶裝水的國際飲料大廠，經常成為當地居民或環保團體抵制的對象。

在紐約市的高級義大利餐廳Del Posto，饕客可以大啖130美元的鱸魚佐茴香甜椒主菜，也可享用每瓶3,600美元的Dom Perignon頂級香檳，卻無法喝到沛綠亞 (Perrier)或其他牌子的瓶裝礦泉水，原因是餐廳全面禁用。

可口可樂 印度到處碰壁

這家常可看到名流光顧的義大利餐廳，與舊金山、紐約市等地的許多餐廳同業一樣，都已全面杯葛瓶裝水，原因是礦泉水公司被指控霸佔或浪費水資源，形象大壞，成為眾矢之的。

Del Rosto餐廳老闆巴斯提尼奇說：「我們堅持使用本地水理由很明顯，大家也沒話說。瓶裝水必須包裝、運輸，加上全球運來運去，使用這些水實在愚蠢。」

可口可樂公司在南印度喀拉拉市（Kerala）的一座工廠，因當地乾旱缺水無法運作被迫關廠，招致眾多批評，指責該公司把當地水源「吸乾抹盡」。可口可樂堅稱乾旱並不是他們造成的，但仍然無法平息眾怒，全球抗議杯葛行動從英國串聯到北美，連與該公司合作長達半世紀的麻省史密斯大學，也決定在新合約競標中把可口可樂排除在外。

可口可樂公司全球水資源管理部門經理科區表示：「我們在當地失去的是營運的社會許可。」印度許多社區也陸續發起運動，要把可口可樂一腳踢出去。

環保殺手 負面觀感成形
環保隱憂讓向來獲利可觀的瓶裝水及飲料大廠，如可口可樂、雀巢、百事可樂與SABMiller等公司的銷售遭侵蝕，但他們更擔心在消費者心中留下環保殺手的負面感觀。

在Arnhold & S. Bleichroeder管理全球飲料基金的迪克森表示：「水是新世代的石油。」據估計，目前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缺水陰影中，2025年很可能增加至三分之二。

水價目前雖然相對偏低，但情況已經逐漸改觀。為了保護水資源並鼓勵節約與再生回收，世界許多地區已經開始制定新的水價機制，歐盟計畫2010年起開始對用水課稅。

全球供水目前約有七成使用在農業上，工業用水則佔兩成，但仰賴農業的工業，從肉品工廠到牛仔褲公司，須面對的問題絕對不只是自己的用水量。

SABMiller公司與可口可樂、百事可樂等大廠，近來開始統計水足跡（Water Footprint），結果發現如果把整個產品供應鏈用水量加起來，是飲料公司本身用水的34倍。

雀巢公司 加州設廠觸礁
以SABMiller公司為例，工廠每生產1公升啤酒，直接要耗用4.5公升的水，乘以34後，每公升啤酒的水足跡等於153 公升。依此公式計算，SABMiller去年全球生產啤酒的水足跡，高達8.4兆公升，這個數量大約是冰島全國2004年用水量的兩倍！

水資源與環保意識高漲，也使國際飲料大廠動輒得咎，例如，雀巢公司2003年原本打算在加州的麥克勞（McCloud）市興建一座瓶裝工廠，但在當地居民與環保團體的抗議反對下，全案已經觸礁。當地居民不但擔心工廠對環境可能帶來的衝擊，更害怕雀巢會就此霸佔當地寶貴的水資源。

雀巢隨後雖然很有誠意，願意展開為期三年的水資源與環保評估，但該公司北美執行長傑佛瑞（Kim Jeffery）悲觀認為，工廠興建之日仍然遙遙無期。他說：「說到底，如果居民不想我們在當地出現，我們不會硬來。」

Bevmark企業顧問公司總裁皮爾科表示，有關環保等敏感議題，企業的作為是否迎合消費者的想法，極為關鍵，原因是市場極為擁擠，消費者一旦不再捧場，就很難把他們找回來。他說：「與消費者作對，你就玩完了。」

[轉載]水權自由交易 智利小鎮乾涸凋敝

位於智利北部一個地球上最乾涸的城鎮，僅有的水源都通過管道吸出去了。 ©紐約時報

文／ALEXEI BARRIONUEVO 刊於紐約時報 2009年3月14日
譯／夏嘉玲 刊於聯合報(台灣) 2009年3月24日

過去40年間，被記錄為地球上最乾燥的智利小鎮基亞瓜，居民偶爾瞥見遠方山麓上有雨滴。雨滴不曾落到地面，在空中就如海市蜃樓般蒸發。

小鎮曾有條河，流入阿塔卡馬沙漠一處綠洲。但居民說，礦業公司已汙染並買走大部分水權，以致這條河每年好幾個月只是涓滴細流，沒什麼用。

基亞瓜是被智利日益激烈的水資源戰爭吞沒的諸多小鎮之一。專家說，智利買賣水權制度比任何地方開放。智利水權是私有財產，而非公共資源，在政府幾乎不管也不保護環境下，水權可像商品交易。

某些地區私有水權過度集中，西班牙電力業者Endesa公司買下南部一大片區域8成水權，輿論大嘩。在北部，農產品製造業者正和礦產業者競相抽取河水，接通越來越少的水源，導致基亞瓜等小鎮乾涸凋敝。

種過農作物並在流經基亞瓜的洛阿河捕蝦的79歲老人巴托洛梅‧維森泰洛說：「我們似乎諸事不順。」

當地目前人口是不到20年前的五分之一左右，很多人走了，他是留下來的約120人之一。

某些經濟學家盛讚1981年軍事獨裁期間建立的智利水權交易制，是分配水資源發揮最大經濟用途的自由市場效率模範。

但其他學者和環保人士主張，智利這項制度將無以為繼，因為促成投機買賣、危害環境，使小眾利益遭智利礦業等強大力量排擠。

「智利模式朝不管制的方向發展太過了，」亞利桑納大學的智利水市場專家卡爾‧鮑爾說：「沒有考慮到公共利益。」

水資源短缺之虞危及藉銅、水果和魚類等自然資源擴張的智利經濟，這些資源全要用到水。

智利公共工程部水資源部門主管羅德里哥‧懷斯納說：「我們正面臨能否任意以現有水量繼續發展的兩難。」他說：「在這個有全球最乾燥沙漠的國家，對如何因應生產資源，包括全球最大銅礦藏量的挑戰缺乏政治共識。」

基亞瓜有37年被金氏世界紀錄列為「最乾燥的地方」，但過去曾因洛阿河繁盛過，1940年代前，人口曾達800人。智利大學地理學家勞歐‧莫利納說，1987年，軍政府把該鎮供水減少逾三分之二後，榮景開始衰退。但1997和2000年出現重大打擊，當年夏季重要關頭的幾個月發生兩起汙染事件，河水無法灌溉農作物或給牲口喝。

一位教授所做的初步研究結果是，1997年汙染可能來自智利國有銅業公司Codelco旗下一個銅礦。智利政府後來請來德國專家，他們說汙染是自然因素造成。

智利農業部地方農業家畜服務處在2000年駁斥德國專家的結論，報告指人是罪魁禍首，而非自然。Codelco把責任推的一乾二淨。

但爭論大致上限於理論，因為沒有合適的水種農作物，居民沒理由繼續抗拒外界試圖買他們鎮的水權。Soquimich或S.Q.M.礦業公司最後買了基亞瓜約75%水權。

77歲的阿雷杭德羅‧桑契茲用手杖指向一塊他種過玉米和紫花苜蓿、現已枯乾寸草不生的田說：「基亞瓜再也撐不了多久了。」

在殘酷的轉變下，基亞瓜現在只能靠部分由Codelco和Soquimich公司資助的卡車天天送水活下去。

有些居民還是很堅定。基亞瓜的艾馬拉印地安人酋長維克多‧帕拉培是鎮上最大餐館老闆，他仍夢想吸引觀光客參觀基亞瓜鎮上和四周108個隕石坑。他的姊妹葛蘿莉亞也頗以基亞瓜的歷史地位為榮。「要能活在世上最乾涸的地方且歷經一切的人必須能屈能伸，百折不撓，」她說：「我們不會輕言放棄。」

氣候變遷下全球水權的私有化

（編按：氣候變遷的危機下，洪水旱災頻繁，水源也變得越來越不穩定。有專家曾預言，水將會是未來的石油，因為有價有市。企業看準了地球暖化的時機，以『私營化可以改善供水服務』為號召，在全球大張旗鼓佔據水源，又或者大肆建造瓶裝水廠，牟取暴利。這個趨勢正逐步蠶食各地公營的供水機構，機構員工、用水者和我們的地球環境，將會面對什麼樣的不公義？本文將作詳盡介紹。）

文／Frank Joseph Smecker
譯／全球化監察翻譯志工
來源／Toward Freedom Journal網站 2009年6月11日

「在眾多自然資源當中，水已成為了最寶貴一種。目前，地球大部分表面都被海水覆蓋著，而當中淡水正正是我們所需要。但奇怪而矛盾的是，地表上未動用的水，大部分都因為含鹽量太高，而不能用來作建築、工業，或供人類消耗。故此，世界大部分的人口，正面對著嚴重缺乏水源的問題，又或是將會面臨這個危機。」——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　譯者按：瑞秋．卡森為《寂靜的春天》的作者。）

綜觀全世界，可供飲用水源的缺乏，正變成嚴峻的問題。像「水會是下一種石油」及「水井漸漸乾了」的警告，已滲透到全球新聞語匯之中。江河與溪流逐漸 消失；集水區或地下水層的枯竭和挪乾在全球不斷湧現。若我們嘗試找出可飲用水枯竭、河流寂靜下來的的原因，我們會發現，這些可怕的現象並非由單一的原因造成。全球暖化、工業化的生產模式、水壩的建設，以及水務私營化，都會導致水源的缺乏。

地球上的淡水，只佔全世界總水量的2.5%。當中，不少的淡水結成了冰和雪，故實際只有約1%的水可供人類使用。而人類的耗水量的增幅，卻是全球人口增長的兩倍。

我們常常聽說，人類已經超越了地球的承載能力（又或者說：我們即將就要面對文明的災難性結局），而水作為一種有限的資源的耗用，隨著人口增長而惡化至危險的程度。沒錯，我們正漸漸接近甚至超過地球的承載能力，地球已無法繼續讓這麼多人以目前的方式生活下去。但當任何人細心探究過文明、農業及資本主義的綜合情況，就會深深明白到人口的急速增長，是受到前述的社會方程式所束縛。其實，將水源缺乏歸咎於人口增長，不過是偷換概念。人類所用的水，90%是用於工業上，而其中的70%，都用於大規模的農業及集約式禽畜飼殖法。如果當初主流的經濟模式能夠轉變，而不是那種擴及到全球、將資源引導至生產者而不是社群的模式，我們可用的水量將會大大降低。如果社區規模的項目及嚴格的環保政策得以落實，限制我們的經濟行為，筆者深信數十億人將不會面對這樣嚴峻的、缺乏食水的苦況。然而，在一個由自由市場理論深深影響著主流的經濟操作的世界裏，水務私營化卻被標示為解決各種困難的靈單妙藥。

像「藍金」這樣的形容詞，正好用來描述水源鼓動了許多企業，悉力將水源私營化。在筆者所住的佛蒙特州（Vermont），就聽到很多關於水務私營化 或商業化的爭議。仿如雨後春荀一樣，私營的瓶裝水業務，也乍現於佛蒙特各處未受污染的清泉附近。這些大企業建立機構，意圖將屬於本州的淡水，從古老的泉眼 盛走，並變成商品。

丹尼爾．安東諾維奇（Daniel Antonovich）是新澤西洲的居民、東蒙特佩利爾（East Montpelier 譯者按：蒙特佩利爾是佛蒙特州的首府）的地主，以及蒙特佩利爾泉水公司（Montpelier Spring Water Company）的行政人員。2007年5月，他主動帶領公司，聯絡與東蒙特佩利爾的遴選委員會。

安東諾維奇構思建築一條地底水管，將水由東蒙特佩利爾送到數里外，位於蒙特佩利爾內、美國二號公路（U.S. Highway 2）旁的瓶裝水廠（還有待建立）。在這裡，水會被注入瓶、封蓋，準備付運及販售。

看到這項目之後，很多市民懷疑這家「蒙特佩利爾泉水公司」，會否步其他公司後塵，日後被賣給更大的公司，並擴大瓶裝水業務。這情況已發生佛蒙特州藍道夫市（Randolph, Vermont）的佛蒙特純淨（Vermont Pure）身上：大型的瓶裝水公司清源（ClearSource）買入了他們。

清源早已有違反規定，以及超出污水排放限額的前科。根據許可，清源的污水排放量的上限為每日2960加侖。目前，「清源」每日排出8000加侖污水，儘管比幾年前的23000加侖改善了不少，但仍然遠遠地超額。從道義上講，任何公司如果不能忍受管理當局命令，他們便要將廢物排放量降至零，以應付關注的市民。

根據他們的許可，每天來回清源工廠的車輛，須保持少於120架次。清源的行政總裁謝爾．蘭特（Jay Land）聲稱，如果突然要公司跟從這些指引，「結果是工廠將會馬上要作大幅度裁員」，並且「我要告訴僱員，如果他們要回家吃飯，那他們就要乾脆留在家 裏……但我不會對留在工廠裏的人這樣講。」好啊！蘭特，可有想過鼓勵員工載同事上班，或要讓你們的員工自備午餐？

2007年10月，加拿大最重要的「私人商標瓶裝水公司」冰河泉水（Ice River Springs）宣布，他們將會在美國開設兩家瓶裝水廠，其中一間會建於新罕布什爾州、接近佛蒙特州邊界的克萊蒙（Claremont）。這家公司還宣 佈，百分之七十五的水源將會取自佛蒙特州內的斯托克橋（Stockbridge），而其餘的會來自Claremont市的政供水系統。同時，工廠亦會生產 塑料水瓶。

根據北極星研究所網站（polarisinstitute.org）的一篇名為《冰河泉水／水產養殖場93號》（“Ice River Springs/Aquafarms 93 Exposed”）的文章，「…公司在亟需經濟發展及工作機會的鄉郊社區設廠…」與「…冰河泉水」(Ice River Springs)資助壓力團體，向政客施壓，以推動對有利增加公司利潤的政策」筆者認為所有其他水務私營化的不公義，被國際貨幣基金（IMF）、世界銀行 （World Bank），與及跨國財團如雀巢、貝希爾特（Bechtel）、蘇伊士（Suez）及可口可樂等等所認許，並在全球，包括貝里斯（Belize）、 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佐治亞州的阿特蘭大市（Atlanta, Georgia）、馬尼拉、玻利維亞的科恰班巴省（Cochabamba, Bolivia）、雅加達、南非的奈斯普魯市（Nelspruit, South Africa）以及英國等地發生。文章接著揭露冰河泉水在北卡羅萊納州（North Carolina）的摩根頓（Morganton）也設立工廠。摩根頓正承受著有紀錄以來最乾旱的天氣，但公司卻沒有縮減生產，而且也似乎打算這樣做。

佛蒙特州淡水的私營化及商業化的加劇，正是全世界更大規模、集體奪取淡水控制權的潮流的縮影。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全世界超過12億人未能得到乾淨的飲用水，此外約有25億人未能得到「足夠的公共衛生服務」。每年，有超過500萬名兒童， 大部分在非洲及亞洲，死於可避免的、與食水有關的疾病。以下國家有大量的人口，只能使用受污染的食水：蘇丹：1230萬人；委內瑞拉：500萬人；津巴布韋：270萬人；突尼西亞：210萬人；古巴：120萬人。

水務私營化的支持者指出，在有數以百萬計極端貧窮人口的發展中國家，水務私營化是必要的，並且將會讓很多本來得不到乾淨的水來飲用或清潔的人，都得到乾淨食水。不過，很多人認為這些國家未準備好談判，最終只會由窮人承擔所增加的費用。接下來的資料，將會進一步支持後一種意見。

1999年，玻利維亞人民並不是自願將水務私營化——他們是被迫的。貝希爾特的子公司Aguas del Tunari，進入玻利維亞市場，強行提出四年的合約，要將該國大部分的水務私營化。不久，窮人的水費增至原來的兩倍，然後是三倍。私人投資正是依靠著市場所決定的價格。

因為合約太嚴厲，科恰班巴省街頭爆發了抗議，人民要求馬上終止水務合約。抗議事件導致當局要用戒嚴令，來保障公司的合約；而戒嚴令最後更導致一名少年死亡，逾百人受傷。近年，玻利維亞人民發動了多次騷動，反抗水務私營化。最後，人民獲得勝利，貝希爾特的合約終於被撤消。

截至2000年底，全世界超過93個國家私營化他們部分的供水或污水處理服務。負責的公司規模越大，管控範圍就越大。根據能源探索與研究基金會 （Energy Probe Research Foundation）的Elizabeth Brubaker的研究，從最大範圍而言，私人水務公司在全球建造、擁有、經營的供水系統，獲取了300億美元的收入——這還未計算銷售瓶裝水的收入。大 部分的資金並不會回流到社區，而是傳送到跨國企業。

最大的水務私營化參與者，是兩家法資的跨國企業：威立雅環境（Veolia Environment 由傳媒集團威望迪（Vivendi）擁有)；以及蘇伊士里昂水務（Suez Lyonnaise des Eaux），其食水及污水生意由子公司Ondeo經營。這兩家公司在120個國家投資水務項目，供水予約1億人。單是蘇伊士，便活躍於100個國家，並成 為美國第二大的市政服務的監督者——僅次於美國水務公司（American Water Works）。

1993年，蘇伊士與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市完成了一項私營化協議（並受到世界銀行稱許）。多年後，結果是：消費者的水費大幅增加；超過95%的生活污水被倒入拉普拉塔河（Rio del Plata river）。這只是其中兩件而已。1998年，佐治亞州的阿特蘭大市與蘇伊士的子公司聯合水務（United Water）簽署了一項20年期，共值4.28億美元的合約。結果呢？排污費大幅增加，增幅達每年12%。根據『公共市民』組織（Public Citizen）的報告，該公司還收取了「額外3,760萬美元，包括附加服務的授權費、資本修理費，及保養成本。」阿特蘭大的居民支付了這些費用中的 1600萬美元。他們還額外付出了100萬美元，僱用調查機構去檢視聯合水務的報告，發現報告疑點重重。實在多麼的貪婪——彷彿販賣人民的食水還未夠邪惡那般。

其他國家方面，英國早在1980年代末已開始使用大型的私人供水系統。一份1994年的研究揭示，大部分市區的污水處理費不斷上升。而根據公共市民 於1998年的報告，「英國的幾家主要的水公司，分別是排第二、第三及第四位的污染排放者。」及「……於1989至1997年間，10家水務公司合共被檢 控了260次。」

其他水務私營化的可見影響包括：不合規格的水質保護措施；對河流下游的生物所造成的生態損害；公眾喪失對水源的擁有權以及享用食水的權利；污水問題及生態影響的信息不公開；資產從當地社區轉移到跨國財團。

不管那些公司怎樣宣稱（而其錯誤是毋庸置疑的），水務私營化也大大增加了供水的價格。根據「食物與水監督組織」的網站 （foodandwaterwatch.org），「國際大企業投資在供水服務，往往可以預期會得到20%至30%的額外利潤……2006年，根據威立雅 的周年報告，該公司合共得到淨收入7.59億歐元（近11.2億美元）。此外，威立雅總收入的35%來自食水，其中10%來自北美。」以及「同年，蘇伊士 經營收入的毛額達70.83億歐元（近103.8億美元），而萊茵集團（RWE　譯者按：萊茵集團為德國能源公司），淨收入為38.47億歐元（差不多達 56.6億美元）。萊茵集團的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的盈利當中，大約有6.89億歐元（10.2億美元）來自食水的部門。這部門正是美國的食水供 應者──美國水務公司。

所有這些資金，都從社區溜進了持股人的口袋裏。基本上，沒有一個水務私營化的案例，是會對社區民眾有益處的。《水的革命》（The Water Revolution） 的編輯Kendra Okonski發現：「今日最貧窮的國家，政府拖長了食水短缺的問題，令人民及環境均受傷害。他們未能為窮人供水，但就大量補貼既得利益者，例如大地主的用水。」

因食水問題而引起的衝突也不斷浮現。在底格里斯河及幼發拉底河的兩河流域，伊朗、伊拉克及敍利亞也面臨種種問題。早在1974年，伊拉克動員軍隊到 敍利亞邊境，威脅要破壞敍利亞在幼發拉底河上的奧托克（al Thawra）水壩。在印度方面，阿蘭達蒂．羅伊（Arundhati Roy　譯者按：羅伊是印度裔女作家，2004年悉尼和平奬得主）斷言：「…過去五十年間，僅印度一國的大水壩，就令3300萬人被迫遷居。」而根據世界銀行的「〈水資源戰略〉」（“Water Resources Strategy”），世界銀行將會繼續贊助水壩的建設。

1992年，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曾就多瑙河的支流及水壩建設問題的爭議，訴訟至聯合國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其他的爭議包括南北韓，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埃及與埃塞俄比亞等等。

水壩不論大小，都會破壞整個河岸的生態系統，干擾沈積物的流動及魚群，以及迫使人民遷離他們的社區。他們不得不走。在美國本土，共有75000座水壩，大部分都已無法運作。如果我們要每天拆卸一座水壩，也要215年才拆完。目前，三文魚、硬頭鱒（steelhead）及鮭鱒魚（trout）漸漸消 失。對於銀鱒（Coho salmon）而言，大災難亦早已展開。

關於氣侯變化及其後期的效應對世界各大水系的影響。據多份報告，暖化的氣候將導致喜馬拉雅山的冰川，可能早至2035年便消失。這些冰川是亞洲最大 的河流的源頭，當中包括恆河、印度河、雅魯藏布江、長江、瀾滄江－湄公河、怒江－薩爾溫江及黃河。約24億人住在這些從喜馬拉雅山流出的江河盆地上。更令 人不安的是，人民對於可能會因冰川溶化而遭受水淹，以及神聖的冰川會隨之消失，均一無所知。

澳洲同樣將會在不久的將來，面臨這種絕望的境況。由於長年的乾旱，佔全國農作物產量40%的墨累達令河流域（Murray-Darling basin）生態受到嚴重破壞。環保工作者提姆．富蘭納瑞（Tim Flannery）認為，除非出現重大的轉變，否則柏斯將會成為全世界首個「鬼都會」——因為幾乎完全沒有水源供給市民。

不久前，我與隸屬佛蒙特人清潔環境組織(VCE)的環保工作者安妮特．史密斯（Annette Smith），談過水務私營化的問題，以及該受譴責的瓶裝水業。她向我解釋：「商業的瓶裝水公司大量截取水源的做法，會收縮河道，並會改變魚類賴以維持生 命循環的水溫，並會耗盡砂含水層及其毗鄰的水源。

「此外，其影響遠不止於所截取的水源。」安尼特解釋：「塑料瓶也會破壞環境。例如，塑料瓶含有鄰苯二甲酸鹽（phthalates）。這是加入塑料中，用來增加其彈性的化學物質。鄰苯二甲酸鹽會破壞器官、干擾賀爾蒙活動，及令生物誕下有缺陷的後代。」

塑料是聚合物，有著複雜的分子結構。當塑料被棄置到垃圾掩埋場後，須經以數千年計的時間才會被分解。在美國，每天大約有6000至7000萬個塑料瓶被丟棄。

工業化生產塑料瓶的程序也甚為複雜。每造一個塑料瓶，便要用近2公升的水。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的數字，完整地而扼要地剖析了瓶裝水業耗用資源的份量：「每年美國所用塑料瓶，由150萬桶原油製成。這足夠供十萬輛私家車一整年的用量。（又或者節省下來，免得我們的軍隊要跑去干涉中東事務。）在運送瓶裝水往世界各地途中，會排放千噸計的溫室氣體。只有23%的塑料瓶會被回收，換言之 其餘約5200萬個塑料瓶最終會被填埋，或隨處棄置。

你知道嗎？太平洋裏有個垃圾漩渦，比美國本土還要大；而且以重量計，塑料比海魚或海草還多。浮游植物群落的數量正大幅度減少。鯨魚的數量也同樣。

這是我所知道的：當人們生產塑料時，水瀨卻被六罐裝啤酒上的聚乙稀膠環噎住；當人們購買塑料時，尼龍網卻扼住了大海鷗；當人們將塑料丟棄進地基和海洋裏時，玩具車在海龜肚皮裏卡住——這些動物都被一一殺害。海島被沖上岸，奄奄一息，他們的腹部肚皮被塑料壓著。鯨魚也一樣，死於海岸上，解剖顯示，牠們 的腹部裏滿是塑料。

我們都知道，全球暖化是由溫室氣體排放導致。發展瓶裝水業顯然不會對這個問題有幫助。我很有興趣知道安妮特怎樣看全球暖化對水層的影響。她的回應是尖銳的：「乾旱就是平衡的方法。你可以去抽取水源，而且看起來好像沒甚麼影響。但乾旱可以令一處本來僅僅夠水用的地方，變成完全沒有水。」我漸漸看到其中 的反諷之處。就像流行曲裏也有唱道：「你總不會想念水，除非水井乾了。」（“You don’t miss your water ‘til your well runs dry.”　譯者按：這是英國歌手克雷格．大衛 (Craig David)主唱歌曲的歌名）

安妮特也跟我分享了其他寶貴的資料。她參加了2003年在紐約州北部的歐木茄學院（Omega Institute）所舉行、討論地球淡水資源狀況的學術會議。會議參加者包括很多受敬重的思想家，例如陶德（Todd）、羅伯．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 Jr.）、拉爾夫．納德（Ralph Nader）、薇諾娜．荷特（Winona Hauter）、莫德．巴羅（Maude Barlow），及多產的中間偏左派作家，可克派翠克‧塞爾（Kirkpatrick Sale）。安妮特深受塞爾影響，因此她附上了塞爾在會後所寫的文字。我認同安妮特，故謹此摘錄以下一段文字：

「在人類（及非人類）所面對的各種社會及自然危機當中，水源危機無論對於我們的生存抑或我們的地球，都是至關重要。沒有地區可以免於受這次危機的衝 擊。而它也觸及到生活的無一個層面的，從兒童的健康，到各國能否確保人民可享用足夠的食糧。水的供應正在下降，而需求卻大幅度上升，到了不可持續的幅 度。」

約翰．渥特斯（John Walters）去年在《蒙特佩利爾之橋》（Montpelier's The Bridge）撰寫的一篇文章中，回應了蒙特佩利爾泉水公司的項目：「……懷疑的人士擁護一項宣言，當中要求三年期內暫緩任何在東蒙特佩利爾大規模取水的 行為——任何超過每天10000加侖的計劃。」

宣言最初是由東蒙特佩利爾居民卡洛琳．夏彼洛（Carolyn Shapiro）單獨發起。兩年前，她透過當地報章，獲悉蒙特佩利爾泉水公司的計劃。該報導「關於一家初開業的水務公司，向蒙特佩利爾市議會，要求准予在 市內的行人道進行工程。」她怒斥遴選委員會：「沒有知會公眾有關該公司的申請進入本市的事；而當我向遴選委員會遞交一份獲60名東蒙特佩爾皮特居民簽署的 宣言時，卻連透過獲取更多資訊的機會都得不到沒有。」

後來，由於公眾關注該宣言，故依據法例15條，東蒙特佩利爾的市鎮會議（town meeting）在於2008年3月4日召開。市鎮的食水經理，迪安．亨吉斯（Dean Hedges），反對暫緩抽水的議案，宣稱：「州立自然資源局及法令250號的批准，加上環境保護局的監督，已經足夠保護市鎮的水源。」將問題交由州政府 單獨及依法處理，似乎不是最好的方案。因為，傾向於企業的壓力團體，對政客的影響力甚大。此外，我記得安尼特說過：「那條關於乾淨水的法令，要求零排污， 但我們的州當局根本沒有執行。有一次，有個佛蒙特州的檢察官告訴我，污染在你所管轄的範圍內的地下水是合法的；我私下問過另一名檢察官，他卻說那是不合法 的。」

在市鎮會議上，Paul Earlbaum提議修訂暫緩令，斷言遴選委員會及計劃當局應「採取各種必要的步驟，以實施……3年另加3星期的禁止抽水期……讓公眾有足夠時間搜習資 料。」會議很快便結束了，修訂案也獲通過。事實證明，市民的聲音不但響亮，而且也很有效。公眾似乎也了解到這不僅僅是一次與私人企業的對抗——這同時也為 了保護佛蒙特州潔淨的水土。

受東蒙特佩利爾的勝利所鼓動，佛蒙特州自然資源委員會（Vermont Natural Resources Council）推動立法，要求讓佛蒙特州的地下水也被檢察及受到保護。這項行動相當成功，得到了廣泛的回應，而《紐約時報》也作了專題報導。

然而，在世界各地，圍繞水源使用權的問題仍然嚴重，亟待關注。由於過度抽取地下水，墨西哥城沉降了30尺。停止超採地下水變成必要的工作，因為他們的位置比地下水面要低超過50%。相同的狀況也出現在中國的北京和上海，以及印度許多區域、非洲及南半球。

1970年至2000年間，由於供水計劃及農業發展而砍伐大量林木，幾乎所有馬達加斯加（Madagasca）高地的植物都消失了，將生物圈變為荒野，並造成了廣泛的水土流失，充滿泥土的河流變成了紅色；生態系統嚴重受損，許多物種被推至瀕臨滅絕的邊緣；此外，還有淡水的損失，以及珊瑚礁的異變。

我們聽說這些問題是因全球人口增長自然引起的。但真相卻是：這是社會制度的結果。人類90%的用水，是用於產業化的農業生產，以及將自然資源商品化，包括工業化的消費品生產程序及能源。人口增長對淡水消失所要付的責任，遠不如資本主義，及工業文明所要付的那麼大。（這是不言而喻：城市裏絕沒有乾淨 的淡水來源——若加了氟化物的話另當別論。想知道為何如此，去家品店買些老鼠藥，細閱其成份——其成份只有一種：氟化鈉。）

如果我們要保護淡水資源，我們急需做的，是馬上改變我們的生產模式。世界各地的水壩都必須拆除——要用盡各種方法，馬上進行。水不應該再被視為財富的催化劑。換言之，不要再生產商業化的瓶裝水。

美國本土的每條河流、小溪和小河，都受到致癌物嚴重污染。約有4100萬美國人飲用著含有化學物質的水——印度的水源中化學物污染程度，更比美國還要高150倍。我們這樣濫用水土資源和淡水，背後有很多不同原因；但若我們要避免情況再惡化下去，就要馬上行動。我們需要有像去年東蒙特佩利爾居民的決心，而且這次要達到全球的規模。

2000年4月，經過多個星期的公民抗命及強烈抗議，玻利維亞總統在公眾的壓力下，取消了原與Aguas del Tunari簽訂的、為期40年的水務私營化合約。這次勝利顯示，只要我們集合聲音和力量，社區的決策便能夠合乎我們的利益，保護自然世界——尤其是淡水。

[轉載]氣候變化，東非人嚴酷的現實

(編按：在氣候變遷的年代，有兩類國家面臨最大危機，一類是貧窮國家，因為他們沒有經濟能力防禦災害，主要都是非洲、拉丁美洲、南亞和太平洋島國，另一類則是低估災害嚴重性的國家，沒有做好防災準備，專家說台灣是後一類，如果能及時投入資源防災，就可以避免災害擴大，但是對於前一類國家，我們可以對他們做什麼呢？以下文章介紹了這類國家的情況。)

來源：英國衛報 2009年9月3日
文/ John Vidal 譯/譯言 (《世界各地的發展故事》部落格)

上個星期，在埃塞俄比亞和肯尼亞邊境附近的一塊乾旱、遍布石子的土地上，我們遇到了艾薩克（Isaac）、阿卜迪（Abdi）、阿里瑪（Alima）和穆斯里瑪（Muslima）。他們正跟五個牧民家庭在一塊，在今年的一次嚴重干旱中，他們的牛群全部死於飢荒。現在，他們已決定結束放牛的生活。

三年災難性的大雨之後，這些來自博洛南部落（Borana tribe），為尋找水草而一年遷徙了幾千里的家庭，不約而同地決定在這定居下來。再回到4月，他們收拾起鍋碗瓢盆和可憐的一點家甚，放棄了在布托（Bute）的泥土草房，開始他們最後一次的遷徙，來到依博羅（Yaeblo），一個突然興起在莫耶爾（Moyale）附近的一條骯髒道路邊上的以燒木炭為業的近乎貧困的村莊。現在，他們住在用樹枝和塑料薄膜搭建的臨時工棚裡。他們看上去像是地震或洪水過後的倖存者，但實際上，這些人是世界上第一批因氣候變化而造成的難民。

對於在艱難環境下擁有和飼養牲口而有著深切自豪感卻又極端保守的人，與我們交談時，他們卻沒有因為要放棄幾個世紀以來的傳統生活而表示遺憾。事實上，他們似乎很欣慰。 “也許會有更好的生活，”40歲的部落首領艾薩克說，“我們可以燒木炭，賣柴火。我們的孩子可以去當兵或者做生意。我們再也不想回去養牛了。”

受到影響的並不只是他們。乾旱已影響到橫跨肯尼亞、索馬里、埃塞俄比亞、厄立特里亞、蘇丹、乍得，直至布基納法索和馬里的廣大地區的幾百萬人，成千上萬的牧民不得不放棄他們的牲口。 “（最近的這次乾旱）是我們遇過的最壞的事情，”24歲的阿里瑪說，“所有的土地都乾了。我們一無所有，甚至連飲用的水也沒有。我們的牛都死了，我們沒什麼希望。以前從不曾發生這種事情。所以我們決定去一個能夠改變我們生活，讓我們孩子受到教育的地方居住。”

乾旱
肯尼亞，一個面積兩倍於英國的地方，四處乾旱炎熱。所有像莫耶爾這樣人口超過10000人的城鎮都陷入了缺水的危機中。政府旱地項目（Arid Lands programme）的一個地方主任，索拉（Molu Duka Sora）告訴我們，在這個地區中心的一個大型公共水庫已乾涸好幾個月了，而在廣闊的半沙漠地區的主要井孔也一個接一個地枯竭。今年早期，莫耶爾有50多人死於霍亂。人們普遍認為，霍亂是因人與動物共用越來越少的水所致。

整個肯尼亞，物價已經翻倍。一瓶20升的劣質水的價格已經漲了四倍。國家公園的大型項目已大規模停業，電力不得不配額供應，汽油與食品供應也深受影響。隨著像艾薩克這樣來到城郊的牧人們帶著牛群到路邊吃草，多個世代以來，內羅比的大街上第一次有牛群出現。飢俄橫行，肯尼亞全境的暴力事件開始增加。

“缺水正在成為夢魘。河流乾涸，氣溫變化，我們很可能陷入更多的麻煩中，”聯合國的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的肯尼亞副主席，裡查-奧丁戈（Richard Odingo）教授說。

“幾個月前我們通過了（這個地區乾旱情況的）緊急水平，”一個駐內羅比的歐洲委員會人道主義事務幹事，Yves Horent說，“一些家庭在最近的七年裡沒有收成。人們在努力去適應環境，但這些牧人知道，他們面臨著重重問題。”

在肯尼亞和其他地方的許多人並不知道事情發生的規模和速度。東非國家在赤道上，一直經受著嚴酷的干旱和炎熱的氣溫。近80%的土地被官方分類為旱地，幾個世紀以來人們已經適應只靠一點點水度日的生活。

有人認為當漫長的雨季在十月到來後，乾旱就會結束，所有的一切都將恢復正常。

但是，未必。一個為一家愛爾蘭慈善組織“關心全球”（Concern Worldwide）工作的氣候變化顧問、馬賽伊（Maasai）老兵，Leina Mpoke說，今年發生的干旱，是砍伐森林、過度放牧、過度用水和大規模人口增長所導致的相互交織的生態災難的最新一例。

“在過去我們習慣了一個每十年一次大的干旱的氣候循環週期。1970年代，變成了七年一個週期；1980年代，則是五年一個週期，而到了1990年代，我們幾乎每兩年或三年就有一次乾旱。自2000年，我們已經經受了三次主要的干旱和一些乾燥天氣。現在它們幾乎每年都發生，橫跨整個國家。” Mpoke說。

他列舉了幾個他和其他人觀察到的氣候變化的徵兆，所有這些都得到了肯尼亞天文官員和當地政府的證實。 “熱浪發生的頻率正在加快。逐漸地，氣溫趨於極端，水蒸發得更快，井日漸乾涸。更廣大的地區受到干旱的影響，洪水也更嚴重了。”

“我們觀察到季節也有所改變。以前發生在六、七月份的寒冷天氣，現在來到更早了，且持續更久。我們將面臨更多不可預料的、極端的天氣。比以前更熱，熱得更久。而雨變得更稀少，在一年中不同的時候到來，農民無法判斷什麼時候該種植。更多的傳染性疾病侵襲人與動物。”

“我們必須改變”
Mpoke說，他不理解為什麼富裕國家的人不能理解發生在像肯尼亞這種地方的事情的規模與嚴峻程度。 “氣候變化就在這，這是一個現實的問題。這不是關於未來的想像和展望。氣候變化加劇著現存的問題。它讓一切更複雜。現在，就在這兒，我們必須改變。”

當前的旱情很嚴重，但牧民和幫助牧民適應生活的西方慈善組織稱，他們還沒有缺水到土地、人和動物都不足以從這次乾旱中恢復過來的嚴重程度。 “現在人們看到干旱來得越來越頻繁。他們知道他們不能再飼養動物。動物繁殖需要時間。需要幾年才能恢復。每十年一次乾旱沒有問題，但十年一次豐沛的雨季卻不夠。” Horent說。

預測和適應乾旱的傳統方法都不再起作用。一個總部設在莫耶爾的開發集團Cifa的主任，伊布拉希-亞當（Ibrahim Adan）說，在過去，牧民可以從星辰、屠殺的動物的內臟和蔬菜上的細微變化中，觀測到干旱或雨季來臨的徵兆。 “當乾旱來臨，老人們會到幾英里外的地方去協商放牧權，不讓一個地方過度放牧。牛群會趕到更遠的部落親戚家去放養。人們會減少牛群的數量，賣掉一些，殺掉最好的牛，保存最好的牛肉，以度過艱難的時期。現在，這些方法不行了。”

Francis Murambi，一個莫耶爾的開發工人，說：“土地變化很大。僅僅60年前，莫耶爾周圍的土地上有許多的草、大樹、象、獅子和犀牛。”而今天草不見了，被擦掉似的。因為牧場太少了，過度放牧的現像很嚴重。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在過去，一個牧民家庭靠幾頭牛就可以生存，這些牛提供的牛奶和食物綽綽有餘。而現在隨著牧場日益貧瘠，那些養牛的人就需要更多的牛才能生存。但更多的牛又進一步讓土地狀態惡化。土地支持的人越來越少，而人口卻不斷增加。 ”

“（以前）我們不需要錢。牧場很好，牛奶很好，你可以自己生產黃油。現在呢，情況很糟，一切都不可能，”埃塞俄比亞邊境附近的Ossang Odana的一個酋長，Gurache Kate說。 “昨天我接到一個電話，我們派去放牛的人打來的，他在250英里遠的地方，他說牛都死了。”

氣候變化所導致的變動，又帶來了更複雜的變化。伊布拉希-亞當說：“牛一直是你取之不盡的源泉。成為一個博洛南部族的人，就意味著你必須飼養牲口。這是你身份和命運的一部分。它給你地位。在傳統上，牛是生活的中心。舊時的人們把牛看成是他們文化的中心。驕傲、愛，以及對牛的重視，在歌裡得到傳頌。我的父親永遠不會把牛賣掉，它們是他生命的延續。”

現在，對於像艾薩克、阿卜迪、阿里瑪和穆斯里瑪這些人，一切都已過去，隨之而去的還有獨立和自足。 “貨幣經濟侵入進來，還有教育，和安定的生活，”亞當說，“年輕人更多的是把牛看成是商品必需品而非他們文化的核心。”

科學家和政府沒有說出的重大恐懼是，目前的干旱在繼續惡化，讓土地無法居住。 “這不是僅僅影響肯尼亞的事情。肯定的是，如果氣候變化一直存在，乾旱繼續時常光臨，20年後，這塊土地上的人將少許多，”亞當說。 “牧民們不會離開，但他們的生活將大為不同。”

[轉載]蛤蟆眼中看問題

文 /伊莎貝爾•希爾頓
來源：中外對話 2009年9月2日

尼泊爾水資源部前部長迪帕克•吉亞瓦利就如何從基層群眾的角度對喜馬拉雅氣候變化問題進行科學研究的問題接受伊莎貝爾•希爾頓的採訪。

『傳統觀點認為最赤貧的人群是最脆弱的，但是我們卻發現實際上中低階層最容易受到影響。』

尼泊爾水資源部前部長、尼泊爾水資源保護基金會研究主任迪帕克·吉亞瓦利先生在接受『中外對話』總編伊莎貝爾·希爾頓的採訪時認為，新的研究需要科學深入到基層人民中間幫助他們應對喜馬拉雅地區的氣候變化的問題。

伊莎貝爾·希爾頓（以下簡稱『希』）：預測未來氣候變化對當地的影響，其準確度究竟如何？

迪帕克·吉亞瓦利（以下簡稱『吉』）：人們對於這一問題有一些混淆：目前所發生的一切似乎越來越讓人感到恐懼，有些事情的後果是非常確定的。除此之外，儘管各種各樣的模型對各類情況作出了預測。但是，喜馬拉雅地區所面臨的問題還沒有真正開始得到解決。科學在研究降雨量以及降雨量對當地所產生的社會影響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希：科研工作如何能夠與這一地區更緊密地聯繫起來？

吉：在喜馬拉雅地區和南亞地區，不同地方所受到的影響是各不相同的，而且冰川僅僅是問題的一部分而已。馬爾代夫將會被淹沒，斯里蘭卡或許將遭受更多的海嘯以及更猛烈的風暴的侵襲。孟加拉國也會面臨著許多自身的問題。這些國家不會受到冰川問題的直接影響。對冰川問題進行研究的意義更多的是在於其強大的指示功能：冰川可以清楚地告訴你有不對勁的地方了。就像發燒去看醫生一樣：因為你知道你生病了。但是，我們還不具備足夠的知識，因此，我們無法準確地預測冰川對眾多地區所產生的影響。比如說，如果你看了最新的一份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報告，你就會發現，喜馬拉雅地區完全是空白。當地的人們已經深受其苦，但是我們卻無法確定某項後果是否與氣候變化有直接關係。

我們在尼泊爾各地進行了一系列調研。當我們將農民組織到一起，詢問他們目前確實遭受的由氣候變化所導致的影響有哪些時，他們中的許多人根本無法將他們目前所遭受到的一切與二氧化碳排放聯繫起來。我們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在大部分的地區，氣候和天氣兩個詞是沒有區別的。但是，當我們問他們的農業正面臨什麼問題時，一系列的影響便顯現出來。

有些問題是能夠預測的，比如說，春季提前了一周。儘管『真正』的春天還沒有到來，萬物就已經開始生長。但是，隨後寒流卻有可能突然來襲。這種氣候對黃瓜的生長似乎有一定影響：雄花的數量會遠遠高於雌花的數量，因此收成就會減少。芒果開花結果之後，果實會萎縮脫落。所以，芒果的收成也大為縮減。生長在低地的害蟲開始向山上遷徙。某些低地的雜草也出現在地勢更高的地區。

為了了解人類所受到的影響，我們還對某些重大的地區性災難進行了研究。比如像印度季風的消失，或者台拉河地區的洪水等重大事件等。了解目前正在發生什麼至關重要。我相信，我們需要從氣候變化的角度重新思考發展的問題。而目前我們還沒能做到這點。

希：目前還沒能做到這點的原因是不是因為發展部門還沒掌握此類詳細信息呢？

吉：你說到點子上了。我們可以通過遙感技術和衛星獲得鳥瞰圖。儘管鳥瞰圖很有用，但是還不夠。對於像尼泊爾這樣地形多變、社會復雜的國家而言——全國擁有90多種語言， 103個種姓和民族——我們需要有地面圖作為鳥瞰圖的補充。我稱其為『蛤蟆眼』科學。

希：是不是因為高端科學無法進行細分從而無法解決某一特定地區所發生的問題呢？

吉：沒錯。我們面臨的問題涉及範圍很廣：生物多樣化、地質多樣化、文化和種族多樣化。我們之所以關注這個蛤蟆視圖就是因為我們發現人們並不是坐等《聯合國氣候變化公框架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會議協議的簽訂。數百萬普通民眾正根據他們自己的民用科學以及他們的傳統知識做出響應，用他們日復一日的足跡投出他們的選票。人們正是通過這些來做出他們的日常決策。

高居象牙塔的科學需要真正走下神壇，與民用科學和傳統知識進行面對面的交流，了解目前所發生的一切，從而各國政府也能夠進行規劃。高高在上的科學已經開始研究為什麼黃瓜的雄花的數量大於雌花的數量，漿果的成熟期為什麼會不對的原因。

舉個例子，沒有人研究土棲動物群的問題，土棲動物群對萬物的生長至關重要。並且一旦出現問題，它們是最早的一批指標之一。它們能夠影響從植物到鳥類在內的一切生物。然而沒有人知道它們怎麼了。科學家們需要重新調整他們的研究方向，多聽聽當地群眾的意見，然後再去開展研究，這樣他們提出的戰略才能更站得住腳。

希：研究結果發現什麼人最容易受到影響，您知道嗎？

吉：是的。傳統觀點認為最赤貧的人群是最脆弱的，但是我們卻發現實際上中低階層最容易受到影響。原因是，最赤貧的人群從來就沒有足夠的土地養家糊口，所以他們總是不得不想方設法通過各種渠道賺錢。他們一年中有一部分的時間根據季節情況外出打工，因此他們已經擁有了所需的人脈資源。他們天生具備很強的自救能力，所以一旦收成沒有往年好，他們就把更多的時間花在外出打工上。

而對於中低階層的人們來說，他們有足夠的土地使他們可以完全靠農作物為生。如果一年收成不好，他們也許還可以捱過去。但是如果連續兩三年都是如此的話，他們就會變得一無所有，那時你就會看到在印度所發生的一幕——農民因無法生存下去而自殺。這種情況在尼泊爾也有發生。貧困的人們雖然備受苦難，但是他們卻沒有被逼到絕境。真正受到重創的是那些中低階層以及更高階層的人們。社會穩定也會因此受到影響。

希：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有可能採取哪些應對措施呢？

吉：解決方案不應該僅僅針對水域、針對目前所存在的問題。我們可以大談特談一些宏偉的解決方案，比如說：建造高聳的大壩，但是修建大壩大概需要 40年的時間，然而在尼泊爾，一屆政府是否能夠執政40天我們都不知道。解決方案必須是數百萬個家庭能夠接受的。方案是否對他們有所幫助？如何幫助他們？對此，我們還沒有進行足夠的科學研究。我們需要民用科學、以及腳踏實地的真理。

對於如何做到這一點，我們有些建議。目前，我們還只是沒有足夠的數據建立地區模型。但是，比如說，如果在尼泊爾的每個學校裡面設置一個氣象監測台，讓孩子們讀取監測台的數據，讓校長將讀取的數據傳真回來，那麼數據採集點就從450多個猛增到4,000多個。我們的數據就會突然之間豐富起來，而且同時還讓當地群眾能夠全方位地了解問題。

雖然這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是一開始，只是在學校裡設置雨量器，並跟當地的調頻廣播電台合作發布數據。廣播電台對此非常興奮，因為他們能夠談論當地的天氣情況了，而不是照本宣讀從加德滿都發來的天氣預報，而這些來自加德滿都的數據可能跟當地沒有絲毫關係。

我們希望我們的報告能夠指出一些最根本的東西、那些當地人們已經採取的應對措施，例如：建造高腳房。這樣汛期來臨的時候，他們就可以搬到樓上去，從而保證人的安全和糧食的安全。險情過去後，他們可以再搬回來。有些村子已經將他們的地基升高，只是升高了一點點，但是卻足以躲避洪水。

希：但是未來的洪水不會更嚴重嗎？

吉：並不是所有的主要洪水災害都是由於水量過大所引起的。比如說，科西水難發生時，水量其實比平時的水量還低，其發生的根本原因在於大壩修建的不合理，從而導致印度比哈爾省的350萬人口和尼泊爾的6,500人口流離失所。如果明天的洪水更加嚴重，我們就會遭遇更多的類似科西水難的現象。未來的洪水也許會更嚴重、更頻繁，但是我們無法確切地知道將會發生什麼。

訪談者簡介：
迪帕克·吉亞瓦利：尼泊爾水資源部前部長，尼泊爾水資源保護基金會研究主任。
伊莎貝爾·希爾頓：『中外對話』總編

環保電池是玻利維亞的夢魘？

(編按：當世人目睹氣候變遷所帶來的災難，各國政府和企業都積極尋找替代能源。鋰電池乘著技術比較成熟及開發成本不算高的優勢，成為了爭相開發的新能源，特別是汽車產業近來在各國政府的支持下，加速與電池產業整合，開發電動汽車，成為一支冒起最快的產業。

然而，替代能源的開發是否就可以解決氣候變遷背後的種種社會不公義，還是持續深化？全球化監察持續關注電池行業背後的勞工、人權和環境問題，我們期望帶出一個信息：解決氣候變遷，必先解決壓在社會底層的問題。

以下是我們翻譯自《趨向自由》(Toward Freedom)網站的一篇文章，指出由於全球對鋰金屬的需求日增，使擁有全球最大鋰礦藏的拉丁美洲國家玻利維亞，立刻成為世人的焦點，然而，鋰礦卻為這個國家和人民帶來了什麼？這篇文章為你做出詳細報導。)

玻利維亞鋰礦爭奪戰與環保能源的前景

文／April Howard
譯／Eunice Chan (全球化監察翻譯志工)
來源／Toward Freedom網站 2009年5月6日

有世界最大鏡子之稱，位於玻利維亞西南部的烏尤尼鹽湖(Salar de Uyuni)，是一個著名旅遊區，而且探明的鋰元素存量更達全球總量的一半，因而成為各國政府及電動車生產商注目的鋰電池庫礦。奧巴馬在總統競選期間曾承諾於美國推廣插電式混合燃料電動車，至2015年合共生產一百萬輛，同時更會於刺激經濟方案中撥款數十億元作為電池技術研發及生產。

玻利維亞是南美洲最貧窮的國家，其左翼總統莫拉萊斯(Evo Morales)就寄望發展國營鋰元素提煉及電池生產工業，以賺取更多外匯推行醫療、教育及扶貧項目。

正當環保及民族訴求為鋰礦業及政府帶來龐大資金，卻有兩個問題懸而未決，一是提煉鋰元素將對玻利維亞農業及旅遊業帶來的影響，二是鋰電池作為電動車工業能源解決方案的可行性。

最好的元素
鋰是金屬當中最輕的元素，其密度是水的一半，就算只用小刀也能把它切割，但當這種金屬一接觸到氧氣，便會立即由富有光澤的純白色變成灰暗的木炭色。鋰由於密度低，可以浮於油面，燃燒時會出現深紅色的火焰，而且可在水中點燃。鋰元素在現代社會中被廣泛運用，用來製造玻璃、陶器及飛機零件，甚至多種情緒穩定藥劑及建造人工核反應堆，而最重要的用途就是製造電池。

在元素中，鋰離子的原子能反應範圍較細，負電性較高，相較其他金屬更能於低溫下沸騰，這些條件使生產出來的鋰離子電池重量輕、體積細、比鹼性電池更耐用。現時，鋰離子電池已應用於全球約20億部又輕又細的手提電話；同時，因南美及西藏鋰元素開發，鋰離子電池在電腦、mp3音樂播放器及其他電動工具的應用也正在提升。鋰離子電池售價比較鎳電池為高，但隨著鋰元素產量增加，售價將逐步下降。

目前，智利、阿根廷及中國(西藏)是最大的鋰生產國。大部份的提煉廠只進行鋰提煉而摒棄其他礦物提鍊。自2004年起，全世界鋰產量大幅上升，其中智利的增幅最明顯。阿根廷則積極擴充現存工廠的產量及建造新廠房。多年來，鋰碳酸鹽易於生產，產量也由每年16噸提升至25噸以配合需求。

「我的祖父母以鹽為生，現在我們也是這樣。」
波托西(Potosí)是玻利維亞境內重要的銀及錫開採城市，於17世紀時甚至較法國巴黎更富裕，幅員更廣闊，但現時卻成了南美洲內最貧窮國家中最窮困的省份。150英哩的泥路、離島及火山飄浮物橫過純白簡樸的鹽淺灘--烏尤尼鹽湖(Salar de Uyuni)。據科學家研究，這個世界最大鹽湖是一個遼闊的內陸洋；而根據傳說，鹽湖則是由一個四出尋找兒子的哀傷女神的奶水及淚水乾涸而成，由於光滑的表面充滿鹽結晶，反射率高，在太空都能夠以肉眼看到。

自古以來，鹽湖是玻利維亞南部城鎮Lípez的人民賴以維生的天然資源。Juan Colque一直在小城鎮Colchani發展他的房子，售賣各種鹽製雕塑如美洲駝、碗、骰子等，而且每年超過六萬遊客會特地參觀鹽屋。居民也會把鹽耙鬆成一堆去曬乾，然後用鏟子把鹽放到卡車上運去山谷。在鹽湖城內，大部份房子和建築物都是用結晶礦物所建。「我是當導遊的，我知道鹽湖就是我的手。當鋰元素開始開採，我也將會做相關的工作，你只能做任何你能做的事，這裡的人每天都要過生活。」

寧靜的烏尤尼鹽湖每到冬天就會變成玻利維亞內的最大都會，在這個旅遊旺季，日間陽光充沛猛烈，直到夜幕低垂，取而代之則是澟烈寒風。在盛夏，雨水令河流的水位提升，甚至淹沒連接烏尤尼鹽湖的泥路及鐵路。在市長辦公室，顧問Luis Ramirez Ríos直言烏尤尼鹽湖是一個被國家及政府遺棄的地方，但他只好寄望鋰礦開發的收益能改善這裡的人民生活。

現時，旅遊業是這裡最主要的行業。烏尤尼鹽湖旅遊資訊辦公室位於市中心的小型鐘樓底層。Omar Perez指出遊客數量正以每年14.95%增長，而現時一共有74個旅行團營辦商。Perez承認鋰元素開發可以帶來益處，但這也是一個未兌現的承諾，「烏尤尼鹽湖的人民完全同意鋰元素開發在經濟上的重要性，雖然政府說能夠創造就業及原料以造福人群，但是你可在街上隨意找人問問，他們都會告訴你，至今沒有任何跟鋰元素有關的改變。」

南部高原區域工人和農民聯合會(FRUTCAS)位處城鎮邊緣地區，在其閘門上雖然有一張寫上「沒有鋰元素職位空缺」的標示，但門外仍有不少本地人在等待就業的機會。該組織的執行秘書Francisco Quisbert 認為鋰元素能有助聯會的成員脫離貧窮，但前提是應百分百由國家營運開發，而大部份收益也應留於區內，因為跨國公司將會帶走所有收益，也不會回饋投資到這個國家。十年前，Quisbert成功組織抗議行動反對政府將鋰元素儲存售予美國鋰業公司。2005年原是古柯葉農民的莫拉萊斯獲選為玻利維亞總統，並發出範圍甚廣的指令，全面國有化所有天然資源的開採，及建立一個新體制以推動社會變革。莫拉萊斯所提出的首批總統法案中包括佔領天然氣提煉廠，現時更將其中部份國有化。

化學師兼多間大學總監Pedro Crespo Avizuri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研究鹽湖及礦物，認為建立國營及國有鋰元素提煉廠是一種『科學非殖民地化』的手段。

資本主義的眼睛
前採礦部長Mariobo Moreno指出「政府要對抗全球化的手段，包括跨國合作、經濟及國際政治壓力。」

「事實上，當紐約時報報導了玻利維亞擁有全球半數的鋰元素後，在國內沒有引起多大注意，因為這不是什麼新聞，但卻為玻利維亞引來全球資本主義者的注視。」

國際新聞媒體去年以「鋰體制恐懼」作為頭條，報導有關莫拉萊斯主張把鋰元素提煉廠及電池生產轉為國營工業。撰寫紐約時報文章《玻利維亞：鋰元素的沙地阿拉伯？》及《民族主義者威脅玻利維亞的鋰元素供應》的Simon Romero指出「新體制會令印第安人控制了在他們領土內的天然資源，助長他們的能力從權力機構及私人企業手上贏取專營權，甚至封鎖採礦項目。」但是，由南半球事務委員會(COHA)發表的報告則指出玻利維亞在礦產豐厚但基礎建設不足的情況下，可以從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國家中學習管理珍貴資源的經驗。

領導玻利維亞的未來
莫拉萊斯於2008年5月在Rio Grande de Lípez三角洲主持鋰元素提煉實驗廠房的奠基儀式。該鋰元素提煉廠的建築總監Marcelo Castro認為總統莫拉萊斯「不單是土生土長的總統，也挽回了我們的道德價值。」

根據玻利維亞的研究組織CEDIB，官方計劃以輸送管在鹽湖東南面進行鹽水抽取及運送。14,000平方米的鹽湖蒸發池可從鹽水適當地收集到商業用鹽。實驗廠房將招聘55名工人達到每月生產40噸鋰碳酸鹽，官方更預計廠房將於2010年1月開始運作。

報告也提及生產鹽湖中的其他礦物，包括碳酸鉀、硫酸鉀、硼酸及氯化鎂。但是當我問到實驗廠房的生產容量時，Castro強調學習自行抽取及輸出鋰，是需要跨過很多障礙，但他始終著眼於這個項目將會為玻利維亞所帶來的長遠利益。

不建立這實驗廠房，便不會出現更大型的工業廠房，因此有需要確立長遠願景，從加工鋰碳酸鹽提煉成為鋰金屬，供應給電池生產。這些項目更可以容許低價輸出鋰碳酸鹽給國際企業進行加工及售賣，從中獲取大額利潤，而且將會受到各方歡迎。今年早春，莫拉萊斯宣布玻利維亞將不會出售未經加工的鋰碳酸鹽予國際電池生產商以謀取利益。鋰電池及汽車都應在玻利維亞境內生產。法資公司Bollore沒有阻止這個建議，也沒就此消息採取行動。印度的Jindal公司多年來計劃在玻利維亞進行鐵開採，但至今仍停留在紙上談兵的階段。

比小說更瘋狂
另外，近距離觀察烏尤尼鹽湖會發現擺在Castro及充滿期望的電池生產商面前的，是開發鋰元素資源的挑戰。

事實上，經絡研究顧問公司指出，多個因素將阻礙烏尤尼鹽湖成為世界最大的鋰生產地。例如，烏尤尼鹽湖的鋰礦中心點的質量低於現時在智利阿塔卡馬(Atacama)的大型生產地，鋰礦藏也不夠集中，因而令鹽湖的開採範圍越加擴大。而鹽水中的鎂將令提煉過程更為繁複。另一個複雜的因素是烏尤尼鹽湖的蒸發率只及阿塔卡馬礦場的百分之四十，這說明了需要更時間進行提煉，這些因素都會令烏尤尼鹽湖的鋰提煉過程較複雜及時間較長。

這代表了玻利維亞政府計劃在2013年達到鋰月產量1000噸及較現時世界最大鋰生產地智利阿塔卡馬縮短一半時間進行提煉的構想是難以達到，主要原因是鹽湖存有高濃度的鎂及低提煉度。

封閉的線路圖？
過去五百年，採礦對玻利維亞的土地及社區帶來不能逆轉的環境破壞。在烏尤尼，當我向Francisco Quisbert問及他對鋰元素開採的環境問題，他立即引用過去反對水源出口運動及反對聖克里斯多巴礦場(San Cristobal，現在屬於住友金屬礦業(Sumitomo))運動作例子。他哀嘆農夫及行動主義者曾成功阻止向智利每秒輸出6000公升地下水的計劃，但卻未能阻止因為採礦而每日耗損40,000立方米地下水的情況，而這種用水量將令農地逐步乾涸。但是，較之於潛在成本，Quisbert始終較關心鋰元素生產所帶來的潛在收益。

玻利維亞捍衛環境陣線(FOBOMADE)的Elizabeth Lopez關注到現時缺乏有關可用水的應用及影響的研究。她擔心鹽湖開採所引致的破壞，但也明白到當地農民為何會因為開採鋰的前景而興奮。「當人們成功反對LITHCOA及水源輸出，這次勝利讓人們感到他們對鋰元素開發的權利。」新政府同樣面對複雜的程序。「當外國企業出現，我們可以研究、抗爭及對政府的投訴，但當政府自行推動，並公開宣稱將會帶來更大改變時，這將會更顯複雜。那樣我們要投訴誰呢？」

政府也關注到工廠所造成的潛在影響。官方聲稱這過程就如「封閉的路線圖」－由鹽水中提取鋰，再把所有東西放回去，現代的採礦是異常簡單的，烏尤尼鹽湖的鎂含量高將需要抽取更多鹽水進行提煉。問題是提煉過程將對影響到鹽湖的本土生態及氣候型態。若移除鋰元素是一個良性過程，政府將需要加倍留意工廠的運作。工廠可能產生二氧化硫，但長期排放會污染空氣，影響健康。

電池推動的國王新衣
與此同時，科技進步令鋰電池可在短時間內完成充電。另外，3月19日在南加州電動車廠參觀活動中，奧巴馬宣佈投放20億美元作為能源競爭補貼計劃，以鼓勵美國開發混合燃料電動車及電池生產，「讓我們知道你的構想及公司都是最富能力迎接美國挑戰的，而我們將為你提供機會去作出証明。」奧巴馬說。

但是，推廣生物燃料作為綠色能源實際上會做成淨能源損失，而鋰電動車就如國王的在持續能源上的新衣。另一個關鍵是鋰電池只能儲存能源而不能生產能源。所以問題是哪裡可以找到推動電動車及機器的大量能源。除非風力、水力及太陽能能同時達到技術上的躍進，『沙特阿拉伯鋰』所製的未來電池不單會摧毀地球環境，更會重覆今天能源政策上的失敗。

April Howard於紐約州立大學普拉茨堡分校教授拉丁美洲歷史，並且是一位高中社會學教師。她同時擔任網上雜誌UpsideDownWorld.org的編輯，該網站主要報導拉丁美洲社會運動及政治議題。

[轉載]地處高原的玻利維亞人感受地球升溫的後果

人民網8月11日訊 英國BBC電臺的記者在玻利維亞高原採訪了生活在那裏印第安農民。他們深刻地感受到地球升溫帶來的嚴重後果。

喬蓋是安第斯山區卡比村的居民，那裏有海拔6400米的依利馬尼冰川。他指著山上對記者說，“當我年輕的時候，雪到那裏。從1952年到2000年雪線已經後退了500米”。氣溫升高了，比過去熱多了，依利馬尼冰川正在受到破壞。喬蓋和40個印第安家庭住在村裏，他們親眼目睹冰川正在發生的變化。村民們的飲用水和澆地都靠來自冰川的雪水。

喬蓋擔憂地說，“我相信在30年或40年內依利馬尼的水將消失。不會再有雪。山將變黑或是光禿”。估計這個冰川已有數千年的歷史，從首都拉巴斯可以看到它白色的峰頂。拉巴斯的許多居民認為，山頂雪的數量正在減少。許多人在問，沒有水怎麼辦？一些人對最近一家報紙公佈2039年依利馬尼山頂沒有雪的圖片感到震驚。

拉巴斯的一批水文學家準備測量冰川減少的程度，離那裏不遠的穆魯拉塔冰川從1956年以來由於溫度上升面積已經減少了20%以上。今年初，設在巴黎的發展研究所估計依利馬尼所在的玻利維亞雷亞爾山脈的冰川從1975年到2006年已經減少了40%。如果這個趨勢繼續下去，可能在旱季對拉巴斯等城市的供水帶來嚴重的負面後果。

當地的居民祈求依利馬尼能全年供給他們雪水。在卡比村，雪水對他們的日常生活和宗教信仰都有重要的作用。每年9月村民都要舉行重大的祭祀活動，包括向依利馬尼供奉古柯葉、酒、煙草，用一頭駝羊作為祭品。村民們相信依利馬尼為他們提供了50%的用水，其餘的靠雨水和地下水。玻利維亞的科學家們正在測算在一年的不同季節裏冰川提供的水量。

卡比村的居民最擔心的氣候變化問題。他們說，現在已經不能像以前那樣預測什麼時候下雨了，下雨比過去少多了，天氣更熱了。由於溫度上升，一些農民開始種桃樹、玉米，而在過去這是不可能的。村民們擔心他們的將來，喬蓋說，“我將再活10年或15年，我將看不到雪的消失，但是青年人將會看到”。38歲的婦女奇斯佩有3個兒子，種土豆、玉米和豆子，她擔心沒水澆地。她說，“我很傷心，想到我的孩子的前途，非常擔心。如果沒有水，我們怎麼生活，沒有水就沒有生活”。

在卡比和附近其他社區工作的非政府組織認為，讓印第安阿依馬拉人遭受氣候變化的後果是不公正的，因為他們對這種現象的責任更小。今年一些村鎮組成了一個施加壓力新的團體，名為“反對氣候變化民間社會平臺”。他們的要求之一是組成一個氣候正義國際法庭，為氣候變化的受害者設立一項國際基金。一個幫助社區應對氣候變化的組織負責人阿魯拉德認為，正在卡比村發生的事情是很典型的，這也是在玻利維亞其他地區和秘魯、厄瓜多爾數百個貧窮的、脆弱的印第安村鎮正在面對的問題。他們依靠冰川供水，但是冰川正在消失。（完）

[轉載]一群被遺忘的國際災民在哪裡？

(註：除了原住民，移民移工也是八八水災中被遺忘的災民

來源：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

2009/08/22記者會後新聞稿

一群被遺忘的國際災民在哪裡？
籲請協尋災區移民移工專責化、透明化、多語化

主辦單位：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地　　點：台北市新移民會館（台北市長沙街二段171號）
時　　間：2009年8月22日上午10時

莫拉克颱風重創南台灣，造成嚴重的災害與傷亡。連日來數千名災民忍痛、安全撤離面目全非的家園，但有許多焦慮的家人仍積極尋找生死未卜的親友。特別是移民、移工遠在東南亞、中國大陸的家人更是憂心如焚，不知如何跨海查詢她（他）們在台安危。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會員越南姐妹阮金鳳，這幾天到災區與安全撤離的同胞姐妹阿芳（化名）、阿紅（化名）聊天、加油，她說：移民移工的母國家人在家鄉看到 國際媒體報導台灣災情慘重，十分擔憂，十幾天了卻接不到任何音訊，困於語言不通、資訊不足、聯繫中斷，只能苦等，是非常折磨人的事情。

嫁來台灣才三個月的越南婦女阿芳隨著家人倉皇逃出災區，飽受驚嚇，她說：「越南媽媽在電視上看到颱風的新聞，台灣好多路、好多橋都斷了，她以為我一定死了。後來我打電話回越南給媽媽，媽媽一直哭，說我很命苦，離開家已經很辛苦了，還遇到這樣的事情。」　　

阿紅是來台照顧阿嬤的越南看護工，隨著阿嬤一家人撤離家園，好不容易安頓下來，仍然非常敬業的貼身照顧阿嬤。阿紅說：「我很希望換個地方工作，山上實在太危險了，我好害怕。」

說完，驚魂甫定的阿紅寫了一個越南名字「THAM」(中譯：深)，是她的越南同鄉姐妹，音訊全無，希望大家能幫忙找，只知道她嫁到小林村，她憂心忡忡地說：「【阿深】，妳到底在哪裡？」

就在今天記者會開始前20分鐘，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的越南姐妹阮金鳳意外接到【阿深】的越南家人來電，終於有了更多阿深的基本資料：阿深護照上的越文姓 名：DOAN THI THAM，1983年5月15日出生，越南芹苴省人，結婚來台已七年，住在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8月8日晚上10 點多越南家人正與阿深通電話，突然就斷了訊，至今失去連絡。阿深的母親因過於焦急擔慮，已臥病在床。阿深的家人懇求台灣政府幫忙尋人！　

八八災後至今，不見主責單位移民署及勞委會公佈災區移民、移工的獲救、或失蹤、傷亡名單，連在台的外籍同鄉親友也無從協尋，更不用說，語言不通、資訊不足的母國家人，只能遠遠的隔海焦急，十幾天過去了，苦苦等不到一通報平安的越洋電話。

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執行長張育華指出，移民署與勞委會原本便清楚掌握居住在災區的移民與移工名單，但目前災區各縣市政府公佈的獲救名單，沒有標識國籍、或護照上母國姓名；通報失聯人數裏，也不知涵蓋多少移民、移工，使得本地人、外國人都不知如何協尋外籍人士。災區的移民移工像是一群被遺忘的國際災民，缺乏查詢當事人安危的基本資訊。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秘書長吳靜如說，從十年前的九二一大地震、2003年

SARS肆虐到今天八八水災重創嘉南高屏，號稱走向國際化的台灣卻一直缺乏國際救援的視野與工作系統，救災、安置過程總是假裝看不見這群為台灣貢獻生命力的國際移工與移民。

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與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兩個長期服務移民婦女與移工的民間團體，站在人道關懷、維護台灣國際形象的立場，以協尋專責化、透明化、多語化為原則，共同提出以下呼籲：

1. 內政部、外交部、勞委會、陸委會等成立跨部會「88災區外籍人士協尋小組」，整合協尋服務。
2. 移民署及勞委會公佈88災區獲救、失蹤、傷亡的移民移工雙語名單。
3. 移民署與勞委會成立「多語協尋外籍人士專線」，以利移民移工的在台與母國親友查詢安危。
4. 外交部應主動提供災區外籍人士獲救、失蹤、傷亡名單給各國駐台辦事處，以利移民移工的母國親友跨海聯繫、協尋。
5. 外交部駐外辦事處與移民署應主動通知傷亡者家屬，並積極援助家屬來台奔喪或探病事宜。

為此，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設立：關懷國際災民服務專線： 07-7675462，02-22809500，以協助移民移工查詢相關資訊事項。

[轉載]別讓原住民 淪為氣候難民

註：本文轉載自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低碳生活部落格

文／張楊乾(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低碳生活部落格主編)

　在屏東的三地門鄉，當地部落一直流傳著關於大洪水的傳說；遠古的大水把族人家園沖毀，並將倖存的族人圍困在北大武山峰，後來族人遇上了山羌與羚羊，請牠們泅水載人下山以取得火種，這才讓部族的血脈得以延續。

　時間不知過了多久，在2009年的夏天，這條穿過三地門鄉名為隘寮溪的大河，再度成為當地部落的夢魘。

　莫拉克颱風過境期間，洶湧的隘寮溪一路將上游的霧台、佳暮、伊拉等原住民部落沖成孤島。河水在漫過三地門大橋之後，往南注入方在新開部落肆虐的荖農溪，然後再匯入從那瑪夏、小林、甲仙奔騰而下的旗山溪，最後化為漢人熟知的高屏溪後，注入台灣海峽。

　但就在這短短四天內，光是高屏溪上游的這幾條河川，總共奪走了近百條人命，並有三、四百人仍深埋在大水引發的土石流中，恐都已遭不測。

　原住民文教協會的志工楊佳平，從8月8日起就奔波在原住民部落間運送救濟物資。她望著河床上的萬斤巨石，對於自然的力量萬分謙卑，淡淡地說：「你們平地人怪政府，我們原住民感謝主。」

山地原住民部落 受創嚴重
　這次被土石掩埋的市鎮，或是因為橋斷路斷形同孤島的村落，多半都屬山地原住民鄉鎮。住在山上的原住民，除了和住在沿海低漥地區的漢人一樣，個人財產皆遭受巨大的損失之外，他們的生命更是直接受到氣候的威脅，許多人更被迫離開家園，暫住在由政府或慈善團體所提供的住所。

　這樣的逃難畫面，全球並不只在台灣見到，但從緬甸的風災到美國卡崔娜颶風，都造成了大批的難民。而國際上針對這類因氣候影響，迫使人們離開他們的原居地，就像是戰時逃難般離開家園的難民一般，通常以「氣候難民」來形容(*1)。

　像是我國的友邦吐瓦魯，就因受到暖化導致的海平面上升威脅，正以每年75人的數目，移民到紐西蘭，算是第一批因為氣候改變而形成的難民(*2)。而美國阿拉斯加州的紐桃客鎮(Newtok)，則是由於暖化的緣故，使得居民腳下的永凍土正在瓦解，整個鎮逐步陷在爛泥巴之中，居民被迫要離家背景，同樣也符合氣候難民的定義(*3)。

極端氣候 讓民眾流離失所
　氣候難民雖有許多不同的成因，但極端氣候通常卻是最顯著的例子。包括聯合國的報告及許多研究都指出，類似像莫拉克這類的極端氣候愈來愈頻繁，或多或少與人為排放溫室氣體造成地球暖化有關(*4)，其所造成的影響也愈來愈大，且不論是已開發國家或是開發中國家，都有可能受到極端氣候的嚴重影響。

　以台灣為例，過去四十年來降雨最多的十個颱風，就有五個是在最近十年發生，而這次莫拉克颱風所帶來的單日降雨，根據水利署副署長吳約西的說法，更是快平了世界單日降雨的最高記錄。如此的大水，讓世居山中的原住民，被迫在直昇機的護送下，離開他們自小生長的地方，現在多半被安置在學校的禮堂。未來等組合屋蓋好之後，一座座難民營的雛形也就完備，地球暖化也就在台灣留下了活印記。

　根據台灣大學全球變遷研究中心主任柳中明教授預估，這次風災至少影響五十萬人，而其中若有十分之一的居民，就算回到原居地未來仍有可能繼續受災，那台灣至少就會有五萬人的氣候難民。他認為短期或許可以安置方式處理難民議題，但長遠而言政府甚至要開始思考氣候移民，減輕因人口成長對環境所造成的壓力。

原住民部落 自組救災體系
　不過，其實已有不少的原住民部落，開始對極端氣候有所警覺。像位在屏東瑪家鄉的「台灣原住民文教協會」，它平時雖是以推動部落設立課輔班為主，讓原鄉的孩子在放學後有人照顧；但從三年前開始，只要一遇到比較大的災難，協會都會自動轉型成部落的災難應變中心，負責物資的募集、統籌與發放。

　排灣族的協會總幹事朱自強說，由於協會平日跟佛光山等慈善團體多有接觸，因此只要山裏面有事情，對方都會主動詢問要不要幫助。他說，各部落裏曾經接受過協會資助過的學生，只要災情一發生也都會主動到協會幫忙，這兩年更學會利用網路的影響力來傳播資訊。

　朱自強指出，像這次的災情這麼慘重，政府的救援指揮體系也一團混亂，屏東縣甚至傳出有鄉公所與縣政府因物資分配問題，雙方人馬竟在災民收留中心大吵一架。他說，有些鄉公所即使在這樣的時刻，仍堅持要見到災民本人才能發放物資，未考慮有些部落平時開車出來就要大半天，何況現在路塌了只能用走的。他說，協會這邊目前能作的，就是儘量把募集到的物資，親手送到災民的手上，以補足政府的不足。

　然而，部落的自組的災難應變中心，是否能整體提高部落對極端氣候適應能力，卻令人感到不太樂觀。

　長期關注原住民議題的台大土木系教授李鴻源統計，全台約五十萬的原住民，其中有接近三成是住在山地鄉，其居住土地有七成是屬於宜林不宜農的山坡地，並與保安林地及水源保護區重疊。李鴻源指出，因社經條件的限制，大約有一半的原住民家庭，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低於台灣的貧窮線以下，「這使得他們對抗風險能力很低。」

　當原住民先天的社經條件，本就無法應付因暖化帶來的氣候風險，其所居住的原鄉，又因為平地人大量進入濫墾後，更成為危機四伏的地雷。

　這也讓人不禁擔心，當極端氣候愈來愈頻繁之際，原住民難道只能眼睜睜成為氣候難民?

　在這次大水之後，政府高層不斷對外強調「遷村」的重要，希望原住民不要再住在危險的地方。但是，對原住民來說，離開自小長大的土地，受到的傷害卻可能更大。

　像是位在屏東縣霧台鄉的好茶村，更是讓許多人對政府的遷村計劃，不敢苟同。

　兩年前，因為聖帕颱風帶來的土石流，迫使好茶村177戶離開故土，暫時安置在一座廢棄的軍營。但在遷村土地取得不易的情況下，上百人現只能在這座不能開伙的軍營裏生活，晚上連上個廁所都要走至少三十公尺。這次颱風，再次把好茶村沖到只剩下一座教堂及一間民宅，居民現在既被老天斷了退路，土地取得又遙遙無期，也讓人對遷村充滿疑慮(*5)。

　而位在台北縣三峽的隆恩埔，則是另一個失敗的遷村案例。台北縣政府前後花了納稅人三億元，打造一棟全新的集合式住宅，打算提供給目前居住在河川行水區的原住民居住，但因為是用平地人的思維蓋房，和原住民的生活方式有落差，至今一百五十戶只入住三十戶，原住民寧繼續居住在行水區，颱風天才願意撤離至安置所(*6)。

　另外，就是搬下山後，漢人歧視的問題。「原住民在山下所受的歧視，就像早期台灣留學生在國外受到的待遇一樣。」李鴻源說，原住民下山後多半只能從事勞力工作，工作並不穩定，且其所受到的社會壓力，常會迫使他們會去酗酒，又再加深外界的誤解。他認為，因此遷村一定要整體且慎重的思考，政府不是只要幫原住民蓋房子而已。

　當然，也有遷村成功的案例。例如敏督利颱風所重創台中縣「松鶴部落」，在紅十字會介入下花了兩年，將原部落其中四十戶遷入新建的「雅比斯巷部落」(*7)。而更早賀伯颱風掏空的新竹縣「天湖部落」，在歷經十年找地、整地、蓋屋，以及上百場的協調會後，現也成為遷村的模範(*8)。

　未來，還會不會有颱風和莫拉克一樣，帶來如此毀滅性的豪雨，專家多半是持悲觀的看法；隨著海溫上升，極端氣候只會愈來愈頻繁，愈來愈狂暴(*9)。對部份原住民部落而言，遷村或許無可避免將會是主要選項之一，但若不能保留其文化，遷村對原住民而言將等同於滅族，這也是主事者所必須要仔細思量的。

　在台灣社會相對弱勢的原住民，面對極端氣候的挑戰，能不能逃脫成為氣候難民的命運，有賴生活在這塊土地上所有人共同反省。且今天是住在山區的原住民，生存權因極端氣候而率先遭到剝奪，但明天暖化造成的其他災難，不論是糧荒、水荒、公衛危機等，都會讓不同的弱勢族群成為氣候難民。斧底抽薪之計，仍然是必須儘早邁向低碳經濟，控制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增長，讓地球的氣候條件仍然適合人居。否則的話，明天過後，每個人都將成為氣候難民。

【參考資料】
(*1) 低碳生活部落格 14-Aug-09 《氣候難民 該何去何從》by 柳中明
(*2) New Zealand Immigration(WWW) 24-Aug-09 Pacific Access Category
(*3) NY Times 27-May-07 “Victim of Climate Change, a Town Seeks a Lifeline” reported by William Yardley
(*4) Allan, R. P., and B. J. Soden, 2008: Atmospheric warming and the amplification of precipitation extremes. Science, 321, 1481-1484.
(*5) 立報 4-Aug-09 《遷村一拖兩年 好茶災戶難熬》陳威任報導
(*6) 公視獨立特派員 4-Aug-08 《不要隆恩埔國宅》婁雅君報導
(*7) 台灣光華雜誌 2006.04 《松鶴半村遷移記》李國盛報導
(*8) 中國時報 22-Aug-09《天湖部落遷村 十年慘痛經驗》陳權欣報導
(*9) 聯合報 24-Aug-09 《暖化威脅 還有更多莫拉克》梁啟源、汪中和投書

[轉載]台灣：百年大水 或非偶然

註：本文轉載自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低碳生活部落格

文/ 張楊乾 (台達基金會低碳生活部落格主編)

2,855毫米，這是剛離去的莫拉克颱風，在阿里山所刷新的單一颱風降雨記錄(中央氣象局 10-Aug-09)。過去四天，不光在阿里山，包括屏東縣的尾寮山、高雄縣的御油山等，降雨量全都超過2,500毫米，近乎都接近當地平均一年的降雨量。

(090812更正：阿里山年均雨量為3,910mm，尾寮山年均雨量約為3,400mm、御油山年均雨量為4,000mm，原文用語「近乎一年」顯有失真，大約是一年的2/3-3/4雨量)

這般歇斯底里的降雨，很快就讓山澗匯流成為山洪，朝著下游的洪氾平原奔騰而去。而當平原區本身的降水無法排出、失修的河堤又無力阻止洪峰、以及加上地層下陷和暴潮等因素，這就成了水利署官員口中，沒有哪個國家水利設施所禁得起的考驗(蘋果日報10-Aug-09)。

但令人擔心的是，類似莫拉克這種史無前例的颱風，究竟會不會成為常態性的「史無前例」?

降雨前十名颱風 五個出現在十年內
若拿過去近三十年來，颱風期間所帶來的總雨量比較，會發現降雨排名前十名的颱風，就有五個是發生在2000年之後。而前五名的像是莫拉克、辛樂克、以及賀伯等三個颱風，更都是在這十五年內所襲台(表一)。

台大大氣系的周仲島教授，曾將1970年以來侵台的179個颱風，作過降雨量分析。他發現，如果將降雨量及降雨強度排名90%及95%的極端颱風降雨事件，定義成「強降雨颱風」的話，則2000-2006年發生強降雨颱風的頻率，竟較1970-1999年要多三倍(周仲島 2007)。

周仲島教授說，莫拉克颱風是有它的特殊性，包括像它的行徑速度緩慢、且結構在登陸後竟沒被破壞太多等。但他也指出，若把年代際變化(Inter- decadal Variability)放進來看，這幾年強降雨颱風的數目的確變多；且就他所知，水利署內部雖已對此展開研究，並考慮是否要將堤防全數拉高，但到目前為止仍是紙上作業。

另外巧合的是，在周仲島的研究裏，他也發現到當台灣在2002-2003年發生大規模乾旱時，前後幾年排名90%的強降雨颱風，發生次數也遠高於平均值。這次莫拉克之前台灣也遭逢大旱，雖與21世紀頭幾年狀況類似，但周仲島認為影響降水的變數很多，只以水氣循環解釋降雨模式太過簡單，「也很難得到證實。」

地層下陷海面上升 加重惡水
除了破記錄的大雨之外，這次受災地區集中在台灣西南沿海，過去這些地區早就受地層下陷之苦；其下陷速度，甚至要比因暖化導至海平面上升的速度，還要快五十倍。而當地層下陷情況沒有改善，像嘉義及台南沿海村里約3萬7仟公頃的土地，將會有45%因為海平面上升一公尺而消失，大小等同於一個台南市(何興亞 2007:40)。

過去就讀於台大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碩士班的王嘉和，就曾在張倉榮教授的指導下，研究氣候變遷與地層下陷，對台灣西南沿海地區淹水的衝擊。在他的研究中發現，就算是政府依過去十年裏發生過的最大降雨量，作為「重現期降雨」的依據所設計的堤防，在地沉及暖化的影響之下，中、長期防洪頻率，將只等同三、四年重現期降雨的保護標準；且某些情境下，甚至將使得某些地區的「易淹水治理計畫」，完全無效(王嘉和 2007:80)。

防治迅洪 需對雨量敏感
情況雖相當嚴峻，但不代表完全束手無策。像水利署在三年前所出版的研究報告裏，就已針對雨量與淹水濳勢之間的關係，開始作出規劃。撰文的學者也建議，國內或可參考美國迅洪指標(Flash Flood Guidance, FFG)的概念，對各地的累積雨量進行匯整，並制定出淹水濳勢雨量警戒指標表(張倉榮 2006)。

也就是說，只要政府運作得宜，能即使給予民眾正確的警告，雖不能避免財產的損失，但至少能確保民眾的性命安全。像這次政府雖然一口氣發佈了516條土石流紅色警戒，雖無法避免像甲仙小林村全村活埋的悲劇，但在其他地方的確挽回不少的性命，可以作為沿海鄉鎮防治迅洪的參考。

莫拉克颱風雖已遠颺，但目前台灣仍有多個鄉鎮仍泡在水裏，災情也陸續由通訊中斷的山區中傳來。水利署對於氣候變遷的因應，也並不是完全沒有概念(陳伸賢 2007)，但絕對需要主政者強有力的政治決心，否則8年800億的治水預算，只會淪為政治綁樁的籌碼，卻無法減輕下一場天災為民眾所帶來的傷痛。

[轉載]誰有資格把山林還給大自然？

註：本文轉載自苦勞網

(編註：台灣原住民，如今成為氣候難民，並非水災的肇始者，而是最脆弱的受害者。)

文/陳寧 (苦勞網)

日前，監察院長王建煊承諾要在2個月內加速調查，以釐清小林村等幾個重災區的滅村責任。即便水利署主導的「越域引水」工程，因為地緣條件過於相近，而遭到不少民眾高度懷疑，是肇事元兇，但在確切證據出爐前，誰也不敢妄下定論。

但在20日，一則關於高雄縣政府和慈濟簽訂協約，同意建造1000戶大愛村安置災民的報導中，不論是高雄縣長楊秋興或者是慈濟的代表，紛紛表示「原住民應將山林還給大自然」、「將輔導原住民回到平地」。言談間，雙方均毫無根據的認定，原住民是破壞自然生態的元兇，而風災所造成的傷亡，更是原住民朋友自作自受的結果。

先不論遷村可能使原住民族群文化、歷史與生活記憶，產生難以彌補的斷層，在這份看似是人道關懷的背後，其實又再一次的重演漢民族「我把你當人看」的傲慢態度。各個山地鄉本為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要原住民「回」到平地，不但邏輯上出了謬誤，完全忽略原住民族群的主體性，更將原住民錯當代罪羔羊。

先回顧過去幾年在原住民族群中，引起爭議的幾起事件。首先是2005年的司馬庫斯風倒櫸木事件，該年8月，泰利颱風將一株櫸木吹倒，2個月後，林務局將該樹截成數段運送下山，留下部份殘枝與樹根在現場。經過司馬庫斯部落會議決議，指派3位族人將殘餘的櫸木材取回加工，豐富部落意象，但3人卻因竊盜罪嫌遭移送法辦。

此外，2007年底，台東縣卑南族卡地步部落，為舉行傳統大獵祭，依照《野生動物保育法》的狩獵辦法，向縣政府提出申請，族人卻於狩獵祭典中，遭警方取締、驅離。2008年底，卡地步部落族人自行簽訂「部落狩獵公約」，表明自我約束的尊嚴與決心，還是無法得到官方的善意回應，爭議至今未決。從以上兩起事件可以發現，族人不過是在山林中，依照傳統慣習進行採集，就立刻受到國家法令的懲戒，若真的要大肆開發拓墾，哪裡輪的到原住民呢？

真正有能力、有資格大肆取用台灣一切自然資源，能夠把「山跟海都BOT」的，也只有當政者及與其關係良好的財團。在水源保護區中，唯一被允許興建的是如瑪家水庫、石門水庫(註1)等，這些挖山砍樹的水利工程；在國家公園和國家風景區中，唯一被允許興建的，是如石梯坪風景區(註2)、杉原海岸美麗灣渡假村等，各項蠶食鯨吞原住民傳統領域的觀光設施，「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種種案例，不勝枚舉。

在原住民族的傳統觀念中，山林、土壤、河海等自然資源都是由祖先所傳承，族群集體共享的，使用的權利並非歸任何特定的個人所有。若宗教團體有心想要讓台灣的山林休養生息，找「原民鄉長」溝通只是緣木求魚。因為，從來不打算將大自然佔為己有，也不認為有誰可以真正掌握大自然的原住民族，並沒有資格，也沒有能力，「將山林還給大自然」。

--------------

(註1)民國49年，因為興建石門水庫，位於集水區的數個泰雅族部落，土地遭強制徵收，族人被迫遷村。

(註2)花蓮石梯坪風景區之現址，過去為港口部落阿美族人的世耕地，地權於民國83年被國有財產局移交給東管處，族人目前仍在爭取土地所有權。

[轉載]清潔發展機制，並非如你想像那樣清潔

註：本文轉載自國際河流組織部落格

文/Ann-Kathrin Schneider (國際河流組織)

中國是世界上興建大壩最積極的國家之一，它擁有的從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CDM申請津貼的水壩工程也最多。通過CDM，已經承諾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發達國家，可以在發展中國家投資於減少排放的項目，例如清潔能源項目，來代替在本國執行更昂貴的減排目標。

截止至2009年5月，有1259個水電項目通過CDM申請資助，其中超過三分之二在中國。在中國通過CDM申請資金是一些小水壩開發商的通行做法。但是這些項目是否真正減少了全球的排放是值得懷疑的。此外，中國一些CDM水壩並不符合碳貿易中要求的國際標準。

關鍵的“附加性”評價依據
CDM的一項主要原則是，發展中國家的減排項目只有在缺少這筆資金就無法興建時才可以通過CDM得到這筆資金。這是為了確保當發達國家購買碳信用證時，全球的排放量真正減少。如果一個項目無論是否獲益於CDM都要建，那麼它帶來的抵銷無法代表整個世界碳排放的真正減少。

國際河流的研究表明，在中國相當比例的、甚至是大部分的遞交給CDM的水電項目是“非附加性”的。一個明顯的證據是中國四分之三的CDM水電項目在獲批准得到CDM資助時已經上馬了。更甚的是，中國的能源目標已經令水電領域受益多年。CDM對中國正要上馬的新項目數量沒有產生任何改變。這表明CDM沒有創造新的、氣候友好型的能源來源，而是被用來資助“老樣子”的水電工程。

世界水壩委員會評價依據
關於CDM的另一個憂慮，是它被用來資助那些有負面環境和社會影響的項目。全世界大約有4千萬至8千萬大壩移民，大部分被赤貧化。在很大程度上因為大壩的出現，淡水物種現在最瀕危。

歐盟是中國水電工程碳信用額度的最大購買者。它已認識到大型水壩的嚴重後果，並因此要求想出售碳信用額度的水電工程遵守世界水壩委員會的國際標準。這些標準要求，受水壩影響的人們應該有機會知情，參與決策，並首先從項目中獲益。

世界水壩委員會還表示，項目應授予受影響的人民以權利——這包括居住在河流下游以及大壩運河區域內的人們，改善他們的生計，並確保他們得到損失的賠償之外，能從項目收益中得到優先份額。根據世界大壩委員會的要求，大壩開發商必須建立投訴渠道，以便使受影響的人希望進一步了解他們的情況或安置方案時，有地方可去。

湖南的小溪大壩不符合標準
2008年11月，國際河流組織委託研究了一個清潔發展機制項目——湖南省紫水河上的小溪水電站，這個項目總裝機容量估計為135萬千瓦，7500人不得不離開家園，為水庫騰出空間。

研究發現，大多數移民是農民，除了務農，他們沒有謀生的能力。儘管在建壩前他們就很窮，他們說在移民之後收入和生活質量變得更差了。一個40多歲的種糧戶說：“我現在除了哭，啥也做不了。”

在小溪大壩附近的幾個村民也表達了對他們的房屋如何被評估的憂慮。他們說不知道理應得到多少補償，只知道實際得到了多少。他們還回憶說，他們沒有安全有效的渠道來表達對大壩的憂慮和不滿。

綜上所述，研究表明，儘管小溪電站獲准在歐洲市場出售碳信用額度，但它違反了世界大壩委員會的許多關鍵原則。

儘管很多小型甚至中型的水電項目是有意義的，但仍要注意確保只有真正降低全球碳排放的水電項目才能通過CDM這樣的減排項目獲得資助。進一步講，這些項目之所以能獲得資助，是因為他們能幫助減輕全球氣候問題，他們同時也應遵循最高的國際社會和環境標準。小溪大壩的例子表明，從清潔發展機制的系統中剔除有害大壩的工作仍做得很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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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加入亞洲人民氣候正義大遊行

行動日
2009年10月5日，上午九點到正午
泰國曼谷

亞洲人民氣候正義團結(The Asian Peoples' Solidarity for Climate Justice)的建立，是為了在9月28日到10月9日的聯合國曼谷氣候會談期間，同步舉辦公民社會計畫。

在充滿活力的豐富活動行程之外，我們邀請您參與和平與公開的「集體訴求氣候正義大遊行」。我們要求立即刪減：減碳、減免外債、刪除錯誤解方、世界銀行和企業財團！我們同樣要求賠償和權利：賠償氣候債並且立即要求人民主權!

帶著你們的標語和旗幟，加入我們在曼谷街頭的行列，共同創造一個色彩繽紛、生氣勃勃、能量充沛的氣候正義人民大遊行。遊行結尾的活動計畫包括來自各公民團體的演講和音樂表演。

支持亞洲人民氣候正義團結!

-
亞洲人民氣候正義團結籌備會議由泰國氣候正義工作小組主辦，2009年7月18-19日於曼谷舉行。以下為參與組織: Jubilee South-APMDD, Freedom from Debt Coalition, SEAFISH/ Tambuyog, SAAPE Earth Rights, IESR-Indonesia, GAIA, Christian Aid, Oxfam Great Britian/Thailand,350.org, NGO- Forum on ADB, Assembly of the Poor, AIPP, Chang Mai IKAP network/ IPFCC, Thailand AIPP, IBON Foundation/ PMCC, APWLD, ECOT, CEC/
PCWA, BIOTHAI, Friends of the Earth International, NGO-COD, Thai TERRA, GCCA- Asia, 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 OWINFS, Oxfam International.


遊行細節將公布於亞洲人民氣候正義大團結的成員組織網站，同時也將透過公民社會網絡散發。

邁向亞洲氣候正義--2008會議總結報告

2008年7月12-14日於泰國曼谷的朱拉隆功大學，超過170位、來自31個國家的農漁民、森林和原住民族、女性、青年、勞工、研究員和倡議者，為一場氣候正義會議而聚集。這份總結報告提供了會議中討論議題、達成協議及策略的簡略摘要。詳細內容請參考會議網站www.focusweb.org/climatechange。


指導原則
以下宣言經大會論辯並以共識決通過：

我們是2008年7月12-14日集會於曼谷的社會運動、原住民族團體以及公民社會成員，在此聲明對氣候正義原則的承諾。

我們所指的氣候正義是將因應氣候危機的調適責任加諸於危機製造者，而非最不需負責的人。然而現實的狀況是，不曾導致危機的人們成為氣候變化的主要受害者。

我們堅信因應氣候危機的公正解決方式，必須要對抗北方國家以及南方精英過度消費的問題。過度消費起因於資本主義不斷地將活自然轉換成為死商品的動能，並且在過程中製造出大量汙染。氣候的不穩定化是資本主義的內在本質。

氣候危機是強加資本主義發展典範下的結果，它包含的主要面向包括持續性地殖民化原住民族；邊緣化小農、森林社群、漁民、勞工和賤民；強化性別不平等。

我們譴責北方政府拒絕承諾基進的溫室氣體強制減量，同時也譴責他們對於錯誤解案的侵略性推進，像是碳交易(包括清潔發展機制，以及減少毀林及森林退化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以下簡稱REDD)；科技藥方例如生質能源、大水壩和核能，以及碳吸存、碳儲藏等科技幻想。這些所謂的解方只會加速氣候危機並深化全球不平等。

我們堅持勞工、土地、水、森林、能源和大氣不能被私有化、商品化或交易。一個公正而且可持續性的策略必須建立在人民主權之上，這包括了尊重多樣性、平等、民主、糧食主權，尊重原住民族的權利以及性別平等原則。

處理氣候危機必定牽涉到對當今全球秩序的根本性背離，以及在地性、全國性和全球層面的社會、經濟、政治及文化關係之徹底轉型。

議題
以下是在大會和工作坊中討論的主要議題:

• 生質能源、土地和糧食主權
• 沿岸社群、漁工和氣候正義
• 不正當債務、生態債和氣候正義
• 氣候正義的水資源及能源主權
• 氣候變遷、森林和REDD
• 碳交易和清潔發展機制
• 貿易與氣候正義
• 原住民族與氣候正義
• 國際金融機構與氣候正義
• 性別與氣候正義
• 中國與印度: 氣候政治與發展策略
• 移民與氣候正義
• 旅遊業
• 南方國家的低碳發展策略
• 新能源典範與階級關係
• 技術與“科技藥方”策略
• 建立社會運動連結的策略
• 溫室發展權(GDRs)和發展權(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 小型糧食生產者和氣候正義 (農民、漁民、家畜養殖等)


協定及立場
透過工作坊中的討論以及大會中的論辯，與會者達成了以下原則與立場的共識：

• 保護大氣共有財並反對碳交易及碳補償。
• 倡議反對工業化生質能源。
• 反對REDD。
• 反對世界銀行、區域性發展銀行、出口信用機構和北方政府為生質能源計畫及汙染科技(dirty technologies)提供的債務、援助和補貼。
• 反對向國際金融機構以及北方政府的氣候減緩與適應方案貸款籌資，以及他們透過獎勵、貸款、援助以及債務消除所強加的條件。
• 號召以民主方式設計及管理的減緩與適應方案，這些方案不應牽涉到導致債務危機的機構。
• 要求所有關於氣候變化減緩與適應的公共財政，必須要承認受衝擊與邊緣化的人群的權利與角色，包括原住民族、漁民、小農、婦女等。
• 支持中國以及77國集團對於世界銀行氣候投資基金的立場。
• 反對國際金融機構以合資方式資助商業捕魚。
• 反對提供投資誘因給破壞小型漁民生計的外國船艦。
• 反對國際金融機構貸款建設旅遊基礎設施和不永續的交通系統。
• 反對海岸資源及海洋保護區的私有化，並停止旅遊業或是在免於「自然災害」的名義下驅離沿岸社區。
• 停止跨國企業對自然資源的掌控。
• 拒絕世界貿易組織杜哈回合談判，並且號召WTO退出農業。
• 要求北方國家承認向南方國家賒欠的生態債務，並且必須在新一輪貿易談判前歸還。
• 反對諸如海堤、生物防護罩、傾倒尿素、人工魚礁等傷害沿岸社區、自然環境以及漁民生計的科技藥方。
• 反對水壩等大型工程計畫。
• 促進原住民族以及在地社區的土地與資源權利。
• 衝擊到原住民族、邊緣社區或占用他們土地的水資源和能源計畫，必須要讓受害者成為計畫的主要獲利者。
• 要求承認依海維生原住民族的慣例系統(customary system)
• 增加有效益並且進步的窮人食物補貼
• 向石油公司的利潤徵稅
• 在國家和區域現實的考量，以及富人付費與保護窮人的原則下，處理石油補貼和加值稅減免的議題。
• 停止航空燃油及郵輪燃料的直接補助和免稅。
• 促進以社區為基礎的小規模清潔替代能源。
• 號召轉向負責任並且以社區為基礎的旅遊。
• 確保在提倡溫室發展權(GDRs)的各組織以及網絡間，有更廣泛的討論和諮詢。
• 在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和其它場合的討論和談判中扮演更主動的角色。
• 連結北方和南方國家對於聯合國氣候談判的倡議。

策略
在工作坊中提出並交到大會中的主要策略和行動提案包括:

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
• 在哥本哈根以及其它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大會主辦國中作動員。
• 影響中國和印度在氣候談判中的立場。
• 將氣候考量包含到貿易相關的訴求當中，並且將氣候正義思維整合到貿易倡議工作中，確保貿易正義成為2009年在哥本哈根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動員中的分析和動員焦點。

農業和農業燃料(agro-fuels)
• 支持歐洲關於停止農業燃料目標與補貼的倡議；在各地倡議停止工業化農業燃料。
• 呼籲立法支持可持續農業和可持續在地工業。
• 倡議公正的土地改革；反對投資協議與市場導向的土地改革。

原住民族
• 促進政府、非政府組織和社會運動對聯合國原住民族人權宣言的理解與肯定。
• 舉辦更多國際性和區域性的原住民族會議，強化氣候正義的連合行動。
• 支持原住民族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談判的參與。
• 由社區、原住民團體和其它在地團體在現地反對世界銀行和其他國際金融機構計畫。

女性與性別
• 促進具性別意識的環境/氣候變化法律的立法與執行。
• 將性別面向整合到即將舉行的國際性及全國性活動中。
• 執行更多婦女與氣候變遷的合作研究。

公共政策
• 倡議對可持續大眾交通工具的公共投資。
• 發起對塑膠袋與塑膠瓶罐的禁止或課稅。

科技
• 建立對新科技的社會正義與環境意識，例如基因工程、奈米規格的融合技術。
• 強調適切應用、氣候友善的良好科技範例，這些科技應強化平等、社會正義和福祉。
• 支持在UNFCCC架構下建立以捐助金設立新技術基金的訴求，條件是資金接受國、市民社會和受影響團體的參與是必須的。

企業
• 追蹤與監測鼓吹以大規模科技解決氣候變化的企業。

國際金融機構 (IFIs)
• 反對世界銀行機制及其對抗氣候變遷的角色，包括:
-向北方政府施壓不要捐贈到世銀的氣候投資基金，並動員南方政府拒絕接受該基金的借款；
-動員反對總結世銀「氣候變化與發展策略框架」的諮詢過程；
-在全球反對債務與國際金融機構行動週(2008年10月12-19日)中，發展關注氣候變化的活動
。• 運用各種方式教育民眾關於國際金融機構在氣候變遷的角色，包括給予草根團體和社會運動的大眾教育材料。
• 發展各種倡議之間的連結比如債務、貿易、原住民族、環境、反私有化、性別之於 世界銀行和國際金融機構。

建立氣候正義運動
• 運用國內倡議以及全國性、區域性和國際性事件，推動氣候正義的動員，特別是2008年12月的東南亞國協高峰會以及2009年的哥本哈根
• 以當地語言和方言製作氣候變遷的大眾教育材料
• 在2009年Belem世界社會論壇期間，組織連結環境正義和氣候正義的共同活動
• 培養氣候邊遷和氣候正義的論述能力 (例如氣候正義的運動者座談會)
• 資訊傳播並建立溝通網絡
• 在2008年10月27-30日於菲律賓舉辦的全球移民與發展論壇中，組織移民和氣候變遷工作坊
• 在不同區域的團體間建立連結和團結
• 在正式國際會議(東協高峰會, WTO, COP等)以及週邊活動中，增加社會運動的參與

你可以讀到所有議題和策略工作坊的詳細報告 www.focusweb.org/climatechange

如果你認同這些指導原則，我們邀請你加入我們的郵件群組cj-bangkok，請寄信給Nicola Bullard(n.bullard@focusweb.org)或造訪網站。

改變體系, 而非氣候! 氣候正義運動齊聚聯合國氣候會談(2009.06.21)

聯合國氣候會談無法解決氣候危機。跟十五年前國際協商剛開始時比起來，我們並沒有朝溫室氣體減排的方向靠近：排放量正以空前的速度增加，因為碳交易容許氣候罪犯繼續汙染並且獲利。現在，氣候會談正在合理化分贓世上剩餘資源的新殖民主義。

面對著我們文明的深切危機，以及氣候危機對原已是邊緣社群的破壞性衝擊， 我們所得到的卻是逢迎企業利益的政治馬戲團。為了回應這樣的荒誕行徑，全球氣候正義運動已經興起，要討回領導我們未來的權力。其中一個國際網絡--氣候正義行動正在全世界進行動員，於2009年12月哥本哈根國際氣候談判期間展開大規模活動。

不再有錯誤解方
我們不能把未來交給市場，也無法信任不安全、未經證實而且無可持續性的科技。與那些相信「綠色資本主義」的人恰恰相反，我們知道在一個有限的星球上擁有無限成長是不可能的。與其嘗試修補一個毀滅性的體系，我們應該：

• 把化石燃料留在地下
• 重申人民和社區對自然資源和生產活動的控制
• 回復食物的在地化生產
• 大規模減少過度消費，特別是北方國家
• 承認賒欠南方人民的生態和氣候債務，並且做出賠償
• 尊重原住民和森林住民的權利

氣候危機的真正解決方案，正由南北半球那些每日為抵禦他們的環境和生活條件而奮鬥的女性與男性共同建立中。

我們需要將這些解決方案全球化，並且為邁向零碳未來的公正轉型而努力。

氣候正義行動
哥本哈根
2009年6月21日

碳交易遏止雨林砍伐?全球森林聯盟質疑

文章來源:環境資訊中心

英國查理王子於今年4月1日在聖詹姆士宮召開世界領袖會議，以喚起各國採取緊急行動、緩和雨林破壞的危機意識。此會議強調必須有所行動，來遏止因砍伐森林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

王儲在其雨林計畫中提出「發行雨林債券來募集緊急行動方案資金」的概念。他表示，債券發發行於全球民間資本市場，並以無汙染開發的投資或國內核准的碳交易來償付。根據這項雨林提案，雨林債券可由世界銀行或由其支助的獨立機構來發行，並要由已開發國家政府作擔保來負責償還債券並回饋給本金。

這個50分鐘的會議吸引許多隔日要在倫敦參與G20全球金融危機重整高峰會的國家元首與政府首長，包括澳大利亞、法國、德國、蓋亞那(Guyana)、印尼、義大利、日本、挪威、沙烏地阿拉伯以及歐盟。

熱帶雨林砍伐所造成溫室氣體排放，大約佔每年全球總排放量的17%。雨林提供了生態系服務，如調節降雨與儲水，並保存地球一半以上的生物多樣性。這些雨林正如王儲所稱因全球伐木業、糧食與其他民需問題而以驚人的速率消失。

然而王儲的雨林債券提案立刻遭到全球森林聯盟(Global Forest Coalition)的反對，這是全世界性的環境與在地人民的組織網絡。聯盟的主席Miguel Lovera博士表示：「碳交易市場已經證實是高度不可信賴的環保資金來源。森林與其居民所需要的絕不是此類形式的金融空論。」

熱帶雨林在地與部落人民國際聯盟(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Indigenous and Tribal Peoples of the Tropical Forest)政策顧問Marcial Arias表示：「原住民已證明有保育與復育森林的能力，既然我們沒有再破壞森林，我們就不能在碳交易市場上販售緩和森林砍伐的計畫。相反地，我們已見證原住民因碳交易販賣者在他們的土地上種植單一樹種而被迫遷離。」

全球森林聯盟北美焦點處與全球正義生態計畫(Global Justice Ecology Project)執行長Anne Petermann表示：「碳交易市場只受到少數製造污染者的喜好。以減緩氣候變遷的經驗來看，碳交易市場只是浪費時間與金錢。氣候危機正急劇竄升，我們需要的是立即遏止森林砍伐，以及G20等已開發國家清清楚楚的許諾－－減少他們國家至少80%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而不是以碳交易補償的方式。」

我們需要達成氣候正義的全新議程--波茲南宣言(2008.12.12)

涂文文、蘇毓婷翻譯



原文RADICAL NEW AGENDA NEEDED TO ACHIEVE CLIMATE JUSTICE 請按此連結

「氣候正義現在就要！」是一個超過160個組織參與的國際聯盟，過去兩周以來，我們的成員在波茲南密切關注著聯合國氣候談判的進展。這份宣言是我們對於第十四次締約國大會的評估，同時也表明我們對於達成氣候正義的原則。

氣候正義的迫切性

如果不改變阻止我們達成可持續社會的新自由主義以及企業主導的經濟模式，我們將無法停止氣候變化。企業主導的全球化必須停止。

大部份溫室氣體排放的歷史責任在於北方工業化國家。即使北方國家的減排責任已經在會議中受到肯認，但是他們的生產和消費習慣仍然威脅著人性及生物多樣性的存在。北方國家必須要立即轉變為低碳經濟。同時，為了避免有害的高碳工業化模式，南方國家有權得到促成轉型的資源及技術。

我們相信任何關於氣候危機的共用願景，都必須要從氣候正義以及對主流發展模式的根本反思開始。

原住民、農漁民、特別是這些社群中的女性們，數千年來一直和諧且可持續地在地球上生活著。除了氣候變化的影響外，他們同時也是受到虛假解決方案，例如污染燃料、巨型水壩、基因改造、植林和碳補償方案影響最大的人群。解決氣候變化的真正方法應該來自於他們的可持續實踐，而不是市場主導的方案。


危機中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

各國政府及國際組織必須認識到，京都機制在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上是失敗的。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原則：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世代正義，以及污染者付費，都已經因為向市場機制的傾斜而遭破壞。

京都協議的三大支柱：清潔發展機制、共同減量以及排放交易，對於排放減量毫無成效，卻一直佔據談判的重心。

京都協定所根據的碳交易機制，容許北方國家維持現狀--只要他們付錢給發展中以及轉型國家的「清潔發展計畫」。這是一個故意用來容許污染者規避國內減排的方案。清潔發展機制的計畫，本來應該用來支持可持續發展，但是卻包含了大水壩和燃煤發電廠的建設，以及單一樹種的植林計畫。這些計畫不只是無法減少碳排放，還加速了私有化和企業對自然資源的奪取，並且以犧牲地方社區和原住民為代價。

波茲南議程仍然導往同樣的方向。

在目前的協商中，工業化國家仍然依著自我利益而行動，他們用盡了所有的談判技倆，就是為了規避減少碳排放量的責任，向南方國家轉移技術的責任，以及資助他們實施減緩和適應措施的責任。

許多加入談判的南方政府，因不惜代價追求增長率，而出賣人民權利以及自然資源。我們提醒他們，氣候協定並不是貿易協定。

氣候穩定的主角---原住民、女性、農民、漁民、森林居民、青年以及南方和北方國家的邊緣人群、受氣候影響的人們---被系統性地排除在外。屢次訴求之後，原住民仍未被承認為正式談判的一方。在這個過程中，也沒有女性的聲音或者對性別問題的考慮。

同時，私有投資商們周旋在談判之間，像老鷹似的伺機攫取贏得利潤的新機會。商界和公司的遊說團體進一步擴大其影響，壟斷了波茲南的會談空間。至少有1500名產業遊說家以非政府組織或者政府代表團成員的身份出席在波茲南會議中。

降低發展中國家森林砍伐導致的排放(REDD)計畫會造成氣候制度內最大的漏洞，為北方污染國提供另一個購買逃脫降低排放義務的機會。暫且不論生物多樣性或者原住民權利的問題，這項計畫可能成為一種促使國家出賣森林的激勵機制，使其驅趕原住民和農民社群，把森林變成企業控制的植樹基地。人工植樹並不是森林，必須停止以REDD(降低森林砍伐導致的排放計畫)之名或其他任何機制而進行的私有化和掠奪行為。

世界銀行試圖在國際氣候變化制度中獲得一席之地。這是不可接受的，因為世行不但繼續資助污染產業，而且推行產業伐木以及生物燃料，造成森林減退。世行新近發起的氣候投資基金背離聯合國內各政府的舉措，推行諸如煤炭的污染產業，強迫發展中國家進入不公正的援助體系。世行森林碳夥伴基金力圖通過森林碳機制資助“降低發展中國家森林砍伐導致的排放”計畫，這將服務於私有企業的利益，打開森林商品化的通道。

這些進展也是預料之中的。市場意識已經完全滲透到氣候談判中，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談判現如今就像是兜售投資機會的貿易交易會。

真正的解決辦法

氣候危機的解決辦法不可能來自工業化國家和強力企業, 而是那些已經對環境保護作出貢獻的群體：原住民、女性、農民、漁民、森林居民、青年以及南方和北方國家的邊緣人群、受氣候影響的人們。這些辦法包括：

• 實現低碳經濟，不使用訴諸補償機制以及諸如核能和「清潔煤炭」的虛假解決方法，同時保護受過渡過程影響的人群---特別是工人---的權利。
• 把化石燃料保留在地下。
• 實行人民的食物和能源主權。
• 保障社區對自然資源的控制。
• 以當地市場為主，重新本地化生產和消費。
• 完全承認原住民、農民和當地社區的權利。
• 對清潔再生能源的民主控制。
• 實行以權利為基礎的資源保護，加強原住民土地權，促進能源、森林、種子、土地和水資源的人民主權和公共所有權。
• 停止毀林和一切引起毀林的誘因。• 停止北、南方國家精英的過度消費。
• 大舉投資公共交通。
• 承認已存在的性別不公現象，保障性別公正，促進婦女在決策過程中的參與。
• 取消北方國家和國際金融機構所要求的不合理債務。南方人民在歷史、社會和生態方面受到的更大虧欠，突顯了這些債務的不合理性。

我們站在十字路口。我們呼籲推進根本變化，把氣候正義和人民權利擺在談判的中心位置。

在朝向2009 年哥本哈根第十五次締約國大會、甚至更遠方行進的道路上，「氣候正義現在就要！」聯盟將繼續監察政府行動，動員南方和北方國家的各種社會力量，以實現氣候正義。

有關「氣候正義現在就要！」聯盟的更多資訊，請聯繫Nicola Bullard n.bullard@focusweb.org 或者 Juana Camacho deuda@censa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