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告別被簡單化的氣候變化

邁克•胡爾姆
2010年5月11日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3611-Heated-debate

邁克•胡爾姆指出，在解決氣候變化的過程中，很多事情都不是非此即彼的。所以，我們決不能再找替罪羊，必須馬上開始切實的探討。“我們必須提供智力、教育、道德和政治空間，以便我們相互毫無顧忌地討論解決氣候變化所需要的一切。”


主題最終都串味走樣成截然不同的東西，這是關於氣候變化的公眾討論和政治談判不變的特徵之一。政治觀點化裝成科學理念；道德議論變成了經濟看法。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上的法律差異被降低為關於變暖的小數點後“確切”數字的糾纏，以及關於氣候變化成本的數字爭議。我們對彼此的不真誠，會讓科學和公眾討論雙雙受害。

自從1980年代末成為著名的公共政策問題以來， 人為氣候變化已經發展成一個帶有驚人意識形態色彩的理念。但是，直到如今，仍然有太多的人把氣候變化當作一個純環境問題來討論，但它絕不是如此簡單的一個現象。氣候變化並不像河流的汞污染，也不像建築中的石棉，甚至不像消耗臭氧層物質。這些相對“老實”的問題的解決方法也相對直接。比如從1987年開始開放簽字的蒙特利爾議定書成功地限制並禁止了消耗臭氧層物質的使用。

氣候變化並不是這麼回事。這個問題比較“邪惡”，它並沒有一個清晰的輪廓，也沒有現成的樣板可以參考。人們提出的各種解決方案深陷在社會、經濟和政治因果錯雜的迷宮之中，很可能帶來更加不可預知和不受歡迎的邊際效應。因此，一些人感到失望，並提出我們必須擺脫這個難題，也是不足為奇的。他們指出，向大氣層注入懸浮微粒可以讓我們直接控制地球溫度，不用再去管那些麻煩的糾結和這個社會慣性。

但氣候變化早就不是依靠對地球的大氣構成和能量平衡施加人力影響所能解決的物理問題。它的社會意義和物理意義一樣重大。關於氣候變化的原因、結果和解決辦法的議論，其棘手程度絕對不下於我們這個時代最尖銳的社會、道德和政治問題，比如：富裕世界裏長期存在的貧困；國家和公民間天賦的契約；科學知識的文化權威；以及技術在社會產品傳輸中的作用。氣候變化已經成為想像中人類生活和文明未來的一種隱喻。

對於氣候變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在印度的應對中體現得非常清楚。對該國的很多人來說，關鍵問題在於如何做好財政上的準備，應對發達國家通過氣候引起的環境破壞，以及如何利用氣候變化促進該國5億絕對貧困人口的發展。這個氣候變化的框架與許多西方盛行的理念大不相同，體現了一套截然不同的國際和國內政策體系。氣候變化與其說是把氣溫上升控制在2攝氏度以下、如何保護北極熊或者如何避免隱喻的引爆點，不如說是如何確保能有千萬億美元資金用於基本的人類福祉。

那麼，關於氣候變化的觀點被賦予強烈的意識形態特徵和利益也就不足為奇了。從市場為基礎的機制和技術驅動的創新，到著眼於公平的行動和低消費地區主義的生活方式，每一種應對手段都帶有意識形態色彩。因此，如果把如此強烈的（或者說合理的）觀點極端化為對科學的“信仰”或者“懷疑”，實在是天真得可笑。

具體要“信仰”什麼呢？是信仰人類對氣候變化明顯的作用嗎？沒錯兒，科學在這個問題上有很權威的看法。還是信仰未來變化的可能結果要求必須有一個緊急應對政策方案？在這個問題上科學論據只能為必需的推論提供一條線索。抑或信仰這樣一個緊急應對政策方案必須通過京都議定書那樣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目標和時間表方式達成？在這一點上，科學幾乎沒有任何發言權。

另一方面，所謂的“懷疑論者”具體的觀點是什麼？難道是懷疑環境科學家、產業界和中央政府聯合起來編造證據？這實在站不住腳。還是懷疑建立在科學知識基礎上的未來預測往往有些誇大，並且忽視了不確定性？後半句是一個重要的警告，所有人都必須留心。

問題在於現在的趨勢，即把如此複雜的問題簡單化為一個非此即彼的石蕊檢測，看一個人是否相信對氣候變化因果的科學論斷。這樣一來，世界被截然分成好人和壞人，相信者和否認者。但是，氣候變化需要我們進行遠為複雜周到的應對。

我們不能把氣候變化簡單化為科學是否被確認（環境科學的預測極少得到確認），而是必須提供智力、教育、道德和政治空間，以便我們相互毫無顧忌地討論解決氣候變化需要的一切。這包括對全球貧困的態度、國家在改變人們行為方式中的作用、注重知識還是注重不確定性之間的對立、人類安全的意義以及技術性創新的價值。在這些問題上的立場將決定我們採取何種方式應對氣候變化。

這些事情沒有一件是新出現的。五十年前，英國小說家兼物理學家查理斯•斯諾宣稱只有不斷進步的科學技術才是保證人類福祉的唯一可靠途徑，從那時開始，它們就一直存在了。

但氣候變化的理念（它讓我們看到目前的發展軌跡在整體上也許並不像我們期望的那樣美好）要求我們重新審視這些麻煩的問題。我們的審視必須明確而誠實，我們必須尊重處於不同立場的人們在公共空間出現時所表現出的複雜意識形態和道德立場。實際上，我們必須必須進行坦誠的交流，避免用那些“巧妙”的手段把這種交流再次變成是否相信科學論斷的簡單判斷。

對於氣候變化反應中的不同觀點，無論科學家還是政治家，都不應該給對方貼上“否定論者”或“地平說者”之類的標籤。科學家必須學會尊重公共聽眾，更耐心地傾聽他們的聲音。現在已經沒時間讓精英們為民主的失望而哀歎。我們只有一個地球，但我們也只有一個大多數人都選擇的政治體系。在必須作出複雜的決斷時，政治家們不能把科學當成藉口。科學作為一種對客觀世界的運行進行系統性分析的關鍵方式是非常有效的，但它決不能代替政治決斷、談判和妥協。



作者簡介：邁克•胡爾姆，東英吉利大學氣候變化教授。他的新書《我們為何對氣候變化說不：對機遇、不作為和機遇的理解》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

本文最初發表於英國《皇家藝術學會雜誌》（由倫敦的英國皇家藝術學會出版）2010年春季號，中外對話經授權轉載。

席娃博士在台活動影音記錄

5月1日綠色陣線協會邀請席娃博士的兩場座談，皆可在Justin.tv線上觀賞和聆聽。

下午2：00~4：30 講題：全球綠色潮流與台灣── 印度范達娜˙席娃(Vandana Shiva)與 台灣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的對話（臺灣大學凝態科學暨物理學館204室 國際會議廳）

晚上7：00~9：40 主題：牛糞傳奇與席娃傳奇 ──從紀錄片《牛糞傳奇》談糧食危機（誠品敦南店B2視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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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勞報導]當WTO推手遇見反全球化健將──蔡英文與席娃的第一類接觸

苦勞網特約記者：王毅丰 責任主編：邱佩青

國內兩大政黨剛結束完有關ECFA的辯論，在媒體的喧囂之中，我們並沒有對ECFA的核心問題「自由貿易」有較多的認識，而是在爭辯誰贏誰輸、誰的辯論技巧比較好。然而所謂的「自由貿易」真的自由嗎？全球化是不是一個不容懷疑又無法阻擋的趨勢？知名的反全球化運動者，同時也是1993年另類諾貝爾獎得主范達娜‧席娃(Vandana Shiva)與曾經主導台灣政府WTO談判的民進黨主席蔡英文，5月1日針對「全球化」、「自由貿易」等相關議題展開了一場精采的對話。

由綠色陣線協會、台灣綠黨主辦的「全球綠色潮流與台灣」座談會昨日(5/1)於台灣大學召開。座談會開始前，幾位來自彰化二林相思寮的農民代表全台因科學園區的開發、土地遭不當徵收的農村，致贈席娃一株最具鄉土味的稻草人作為禮物；席娃收下禮物後表示，她可以從每個農民臉上的皺紋，看到他們捍衛土地的決心。

會議一開始，蔡英文先闡述她1999年參加在西雅圖舉行的WTO部長級會議的情景。她回憶，當時有許多反全球化人士在外面抗議，反對自由貿易與智慧財產權保護，這些主張與她長期以來的信仰是背道而馳的。蔡英文說，從學生時代，她就是一個自由貿易的信仰者，也一直認同全球化發展趨勢，但是台灣這些年的發展，OEM代工的模式對環境造成很大的傷害，令她也開始懷疑是不是應該重新檢驗「自由貿易」的信念。

席娃回應，所謂的自由貿易，是讓美國農業公司孟山都(Monsanto)和輝瑞大藥廠(Pfizer)等大財團得利，讓華爾街賺錢，以及大財團在非洲合法掠奪土地、剝削大自然和人民的合法理由。她表示，種子是大自然孕育出來的，不是孟山都發明的，孟山都卻以基因改造的技術，讓種子也有了專利，自1997年起，孟山都就壟斷了印度的種子，從中獲取高額的權利金，同時還讓農藥的價格漲了13倍，農產品價格崩跌，有超過20萬的印度農民因此自殺；與此同時，美國卻大量補貼本國農業，將農產品傾銷到世界各國。

席娃接著說，全球化的浪潮讓印度換來了9%的經濟成長率，但是9%的經濟成長率中得利的產業，正好就是摧毀農業的產業。自由貿易鼓勵人們成為消費者，卻不讓人們作生產者，但是我們不可能去維持一個沒有生產者的消費世界。

蔡英文則指出，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全球化趨勢，已經形成一種負面、惡性的循環。台灣生產廉價的工業產品出口美國，讓經濟維持高度成長，卻污染了台灣本地的環境，與此同時，美國卻漸漸地有非工業化的趨勢，大量出口農產品，以自由貿易之名要求世界打開大門。台灣在1990年開始進口美國的農作物，取代本土的農作物，使得台灣農業受到打擊，生物多樣性被犧牲，台灣雖然得到了GDP的成長，但是從環境的角度來說，應該是逆差而不是順差。

她指出，二次大戰以後，台灣一直都是自由貿易的主要受惠國之一，但是現在可能是要受苦的時刻了，當與中國簽訂ECFA 之後，中國會進口更多的農產品，會對台灣的農業造成很大的傷害，而更多的自由貿易，並不會讓台灣受惠。

最後，席娃表示，全球化讓大家都變成了消費者，卻忽略了土地才是最慈悲的經濟，「是非洲土地在養人民，不是可口可樂」，我們必須建立以土地為主的生產模式，以分散式的在地化經濟，取代集中式的、以化石燃料為主的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