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奪回權力：探索人民的氣候變遷對策

馬康多(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
本文原登載台灣立報「環境前線」專欄

「全民做環保，落實地球日精神！」、「十大無悔措施」、「1人1日減碳1公斤之生活減碳運動」……台灣政府總無視於台灣排碳量有53％來自工業生產、石油出口量比總交通用油量還高出40％的結構性問題，努力將氣候變遷議題，歸因個人生活。然而何謂真正以民為主的氣候變遷政策，則可由4月下旬於玻利維亞舉行的世界人民氣候變化與地球母親權利會議（World People's Conference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Rights of Mother Earth），以及台灣舉辦的亞太綠人會議，提供探索的脈絡。

從哥本哈根到柯加邦巴

世界人民氣候變化與地球母親權利會議的舉辦緣由，是因玻利維亞原住民籍總統莫拉萊斯（Evo Morales）以及諸多非政府組織，對去年底哥本哈根會議的程序與結論的不滿，故於極富象徵意義、曾成功對抗水資源私有化的柯加邦巴省舉辦。3天的大會中，探討的議題廣至經濟結構轉移、與自然和諧共處、原住民權利等，亦細至針對碳市場的闕漏、技術轉移、行動策略等。最後大會的宣言中，提出了以下幾個重點：
1. 應維持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濃度在300ppm以下，防止增溫超過攝氏一度。

2. 要求已開發國家應透過削減與吸附溫室氣體排放，達成「大氣層的去殖民化」；且應承擔發展中國家在減量、調適以及技術移轉上所需付出的成本；並針對氣候移民的接納，修改移民法規，確保其生活權利。

3. 反對缺乏法定效力並導致全球增溫四度的哥本哈根協定，強調於年底坎昆氣候峰會上，應是就京都議定書加以修正，延長其時限至2013年至2017年，並規範已開發國家的削減量應較1990年的排放水準減少50％，且需排除境外碳抵減。

4. 已開發國家應承諾提供至少6％的GDP，建構調適基金，協助發展中國家評估與因應氣候變遷的衝擊。

5. 反對大型的農業企業（Agribusiness），以及與生物有關的智財權規範。應以原住民與小農所採用農耕方式為基礎，建構永續農耕型態。

6. 譴責將妨礙人民自治權利的「減少毀林及森林退化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REDD）機制，並反對UNFCCC將單一植栽視為森林的一類。


亞太地區的氣候威脅

而這次於台灣舉辦的亞太綠人大會，則是邀請到全球氣候正義運動的領導者之一范達娜．席娃（Vandana Shiva）以及氣候變遷的受害國吐瓦魯總理進行專題對談，另分別規劃亞太地區氣候變遷的減緩與因應兩場論壇。在議題工作坊上，亦針對碳交易與能源稅與氣候變遷與青康藏高原的畜牧業加以討論。此番安排促使來自氣候變遷的加害者與受害者的亞太綠人們，共同思索新的方向與策略。
根據多項的評估報告均指出，亞太地區受氣候變遷的影響甚劇，席娃博士既指出恆河源頭的Gangotri 冰河，平均每年縮減23公尺，而過去10年間，喜瑪拉雅地區的河川，已有高達75％枯竭了，導致原本仰賴其維生的村民得向外購水。而颶風的強度亦日益增劇，影響區域甚至可達不丹。她強調：「當我們談論氣候災難，我們並非談論一百年後將發生的狀況，我們談論的其實是今日。」
來自密克羅西亞的代表，則是強調太平洋島國因海水上升，面臨淡水鹽化的衝擊，伴隨著降雨型態的改變，迫使民眾必須重低地環礁地區遷移致火山島區。
面對上述的衝擊，因應與調適之道絕非僅仰賴由上而下式的集權式指導，而是來自社區為主的調適行動，如席娃博士即強調，應以原住民默識知識作為氣候變遷調適策略規劃之依據。反觀台灣雖高喊著台灣屬於高氣候脆弱度的國家，亦高舉氣候變遷對國土的衝擊作為劃設禁建區、遷村的理由之一，完全忽略如何採行以及建構社區為基礎的調適策略（Community-Based Adaptation）。


註定失靈的碳交易

在加害者的角色上，根據分析，2008年時亞太地區的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是1990年的2.3倍，增加速率比全球平均高了60％，而台灣的增加速率在本地區的主要排放源中，排名第四，僅次泰國、中國、印尼。
但另一方面，亞太地區中，各國的排放結構迥異。如香港、紐西蘭、日本等國，其碳足跡為該國碳排放量的1.2倍以上，顯見該國的大量消費，導致了他國的高額排放。但另一方面，台灣、中國、泰國、馬來西亞的碳排放量均較碳足跡小了20％以上，凸顯藉由耗能產品出口謀求GDP的增長的發展模式，導致上述各國進貢了高額的環境涵容能力。而各國在減量政策的倡議上，目前雖然尚未針對其結構特性提出個別分析，但最大的共識則是目前各國碳交易制度的設計，完全無法發揮作用。如來自ECOLO Japan的今本秀爾既指出碳交易制度有5個系統性的侷限：

1. 導致大排放戶產業跨海轉移至「污染天堂」。

2. 將受到經濟衰退與全球金融市場變化巨幅影響。

3. 無法抑制能源消耗的快速成長。

4. 總量管制效力不足。

5. 因利益因素，導致某些部門與產業刻意被排除在履行減量責任之外。
而澳洲綠黨代表亦不認同目前執政政府推動的碳交易制度，反對目前50％以上的排放額度被免費核配給企業的設計，以及境外抵減的設計。而澳洲綠黨近期提出儘速課徵每噸二氧化碳20元澳幣（約6百元台幣）的碳稅的訴求，亦獲得該國72％以上的民意支持，認為陸克文執政陣營應儘速與其就此倡議進行協商。
針對現行國際的碳交易與碳抵減制度的運作，席娃博士則直接批評，因為清潔發展機制的不當運作，反倒使印度的污染產業持續增長。而巴布亞新幾內亞的代表亦表示，目前該國已有許多來自澳洲的碳交易掮客，在遊說地方政府進行不當的碳抵減計畫，而由於資訊的不對等，該國公民團體難以有效監督，呼籲亞太地區的綠人組織研擬共同行動對抗這種情形。

對照亞太各國對於碳交易市場以及境外碳抵減的憂慮，台灣目前抗暖政策卻是意欲以境外碳權作為達成2020年的減碳目標的主要手段。如根據目前提出的減量規劃中，仰賴碳權購買的額度竟達到3千3百萬公噸，佔總減量的15％以上。

面對氣候變遷此嚴峻的危機，從柯加邦巴省以及台北所匯集的聲浪均可知，仰賴既有政治體制的調整或是市場機制的自動矯正，均難達成系統性的翻轉。而系統性的翻轉，除了建立「活碳為基礎的經濟體」（註）的共同願景，我們亦需要使當前政治體制脫離污染者與全球資本的綁架。因此，如何推動政治制度的綠化，此將是無可迴避的挑戰。
註：Vandana Shiva博士指出，目前仰賴化石燃料的經濟體，是仰賴死亡的碳（Dead Carbon）；而農業等以土壤為基礎的經濟體，是將碳活化利用（Living Carbon），屬於活碳經濟體。

[轉載]告別被簡單化的氣候變化

邁克•胡爾姆
2010年5月11日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3611-Heated-debate

邁克•胡爾姆指出，在解決氣候變化的過程中，很多事情都不是非此即彼的。所以，我們決不能再找替罪羊，必須馬上開始切實的探討。“我們必須提供智力、教育、道德和政治空間，以便我們相互毫無顧忌地討論解決氣候變化所需要的一切。”


主題最終都串味走樣成截然不同的東西，這是關於氣候變化的公眾討論和政治談判不變的特徵之一。政治觀點化裝成科學理念；道德議論變成了經濟看法。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上的法律差異被降低為關於變暖的小數點後“確切”數字的糾纏，以及關於氣候變化成本的數字爭議。我們對彼此的不真誠，會讓科學和公眾討論雙雙受害。

自從1980年代末成為著名的公共政策問題以來， 人為氣候變化已經發展成一個帶有驚人意識形態色彩的理念。但是，直到如今，仍然有太多的人把氣候變化當作一個純環境問題來討論，但它絕不是如此簡單的一個現象。氣候變化並不像河流的汞污染，也不像建築中的石棉，甚至不像消耗臭氧層物質。這些相對“老實”的問題的解決方法也相對直接。比如從1987年開始開放簽字的蒙特利爾議定書成功地限制並禁止了消耗臭氧層物質的使用。

氣候變化並不是這麼回事。這個問題比較“邪惡”，它並沒有一個清晰的輪廓，也沒有現成的樣板可以參考。人們提出的各種解決方案深陷在社會、經濟和政治因果錯雜的迷宮之中，很可能帶來更加不可預知和不受歡迎的邊際效應。因此，一些人感到失望，並提出我們必須擺脫這個難題，也是不足為奇的。他們指出，向大氣層注入懸浮微粒可以讓我們直接控制地球溫度，不用再去管那些麻煩的糾結和這個社會慣性。

但氣候變化早就不是依靠對地球的大氣構成和能量平衡施加人力影響所能解決的物理問題。它的社會意義和物理意義一樣重大。關於氣候變化的原因、結果和解決辦法的議論，其棘手程度絕對不下於我們這個時代最尖銳的社會、道德和政治問題，比如：富裕世界裏長期存在的貧困；國家和公民間天賦的契約；科學知識的文化權威；以及技術在社會產品傳輸中的作用。氣候變化已經成為想像中人類生活和文明未來的一種隱喻。

對於氣候變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在印度的應對中體現得非常清楚。對該國的很多人來說，關鍵問題在於如何做好財政上的準備，應對發達國家通過氣候引起的環境破壞，以及如何利用氣候變化促進該國5億絕對貧困人口的發展。這個氣候變化的框架與許多西方盛行的理念大不相同，體現了一套截然不同的國際和國內政策體系。氣候變化與其說是把氣溫上升控制在2攝氏度以下、如何保護北極熊或者如何避免隱喻的引爆點，不如說是如何確保能有千萬億美元資金用於基本的人類福祉。

那麼，關於氣候變化的觀點被賦予強烈的意識形態特徵和利益也就不足為奇了。從市場為基礎的機制和技術驅動的創新，到著眼於公平的行動和低消費地區主義的生活方式，每一種應對手段都帶有意識形態色彩。因此，如果把如此強烈的（或者說合理的）觀點極端化為對科學的“信仰”或者“懷疑”，實在是天真得可笑。

具體要“信仰”什麼呢？是信仰人類對氣候變化明顯的作用嗎？沒錯兒，科學在這個問題上有很權威的看法。還是信仰未來變化的可能結果要求必須有一個緊急應對政策方案？在這個問題上科學論據只能為必需的推論提供一條線索。抑或信仰這樣一個緊急應對政策方案必須通過京都議定書那樣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目標和時間表方式達成？在這一點上，科學幾乎沒有任何發言權。

另一方面，所謂的“懷疑論者”具體的觀點是什麼？難道是懷疑環境科學家、產業界和中央政府聯合起來編造證據？這實在站不住腳。還是懷疑建立在科學知識基礎上的未來預測往往有些誇大，並且忽視了不確定性？後半句是一個重要的警告，所有人都必須留心。

問題在於現在的趨勢，即把如此複雜的問題簡單化為一個非此即彼的石蕊檢測，看一個人是否相信對氣候變化因果的科學論斷。這樣一來，世界被截然分成好人和壞人，相信者和否認者。但是，氣候變化需要我們進行遠為複雜周到的應對。

我們不能把氣候變化簡單化為科學是否被確認（環境科學的預測極少得到確認），而是必須提供智力、教育、道德和政治空間，以便我們相互毫無顧忌地討論解決氣候變化需要的一切。這包括對全球貧困的態度、國家在改變人們行為方式中的作用、注重知識還是注重不確定性之間的對立、人類安全的意義以及技術性創新的價值。在這些問題上的立場將決定我們採取何種方式應對氣候變化。

這些事情沒有一件是新出現的。五十年前，英國小說家兼物理學家查理斯•斯諾宣稱只有不斷進步的科學技術才是保證人類福祉的唯一可靠途徑，從那時開始，它們就一直存在了。

但氣候變化的理念（它讓我們看到目前的發展軌跡在整體上也許並不像我們期望的那樣美好）要求我們重新審視這些麻煩的問題。我們的審視必須明確而誠實，我們必須尊重處於不同立場的人們在公共空間出現時所表現出的複雜意識形態和道德立場。實際上，我們必須必須進行坦誠的交流，避免用那些“巧妙”的手段把這種交流再次變成是否相信科學論斷的簡單判斷。

對於氣候變化反應中的不同觀點，無論科學家還是政治家，都不應該給對方貼上“否定論者”或“地平說者”之類的標籤。科學家必須學會尊重公共聽眾，更耐心地傾聽他們的聲音。現在已經沒時間讓精英們為民主的失望而哀歎。我們只有一個地球，但我們也只有一個大多數人都選擇的政治體系。在必須作出複雜的決斷時，政治家們不能把科學當成藉口。科學作為一種對客觀世界的運行進行系統性分析的關鍵方式是非常有效的，但它決不能代替政治決斷、談判和妥協。



作者簡介：邁克•胡爾姆，東英吉利大學氣候變化教授。他的新書《我們為何對氣候變化說不：對機遇、不作為和機遇的理解》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

本文最初發表於英國《皇家藝術學會雜誌》（由倫敦的英國皇家藝術學會出版）2010年春季號，中外對話經授權轉載。

席娃博士在台活動影音記錄

5月1日綠色陣線協會邀請席娃博士的兩場座談，皆可在Justin.tv線上觀賞和聆聽。

下午2：00~4：30 講題：全球綠色潮流與台灣── 印度范達娜˙席娃(Vandana Shiva)與 台灣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的對話（臺灣大學凝態科學暨物理學館204室 國際會議廳）

晚上7：00~9：40 主題：牛糞傳奇與席娃傳奇 ──從紀錄片《牛糞傳奇》談糧食危機（誠品敦南店B2視聽室）


Watch live video from shivaintaiwan on Justin.tv

[苦勞報導]當WTO推手遇見反全球化健將──蔡英文與席娃的第一類接觸

苦勞網特約記者：王毅丰 責任主編：邱佩青

國內兩大政黨剛結束完有關ECFA的辯論，在媒體的喧囂之中，我們並沒有對ECFA的核心問題「自由貿易」有較多的認識，而是在爭辯誰贏誰輸、誰的辯論技巧比較好。然而所謂的「自由貿易」真的自由嗎？全球化是不是一個不容懷疑又無法阻擋的趨勢？知名的反全球化運動者，同時也是1993年另類諾貝爾獎得主范達娜‧席娃(Vandana Shiva)與曾經主導台灣政府WTO談判的民進黨主席蔡英文，5月1日針對「全球化」、「自由貿易」等相關議題展開了一場精采的對話。

由綠色陣線協會、台灣綠黨主辦的「全球綠色潮流與台灣」座談會昨日(5/1)於台灣大學召開。座談會開始前，幾位來自彰化二林相思寮的農民代表全台因科學園區的開發、土地遭不當徵收的農村，致贈席娃一株最具鄉土味的稻草人作為禮物；席娃收下禮物後表示，她可以從每個農民臉上的皺紋，看到他們捍衛土地的決心。

會議一開始，蔡英文先闡述她1999年參加在西雅圖舉行的WTO部長級會議的情景。她回憶，當時有許多反全球化人士在外面抗議，反對自由貿易與智慧財產權保護，這些主張與她長期以來的信仰是背道而馳的。蔡英文說，從學生時代，她就是一個自由貿易的信仰者，也一直認同全球化發展趨勢，但是台灣這些年的發展，OEM代工的模式對環境造成很大的傷害，令她也開始懷疑是不是應該重新檢驗「自由貿易」的信念。

席娃回應，所謂的自由貿易，是讓美國農業公司孟山都(Monsanto)和輝瑞大藥廠(Pfizer)等大財團得利，讓華爾街賺錢，以及大財團在非洲合法掠奪土地、剝削大自然和人民的合法理由。她表示，種子是大自然孕育出來的，不是孟山都發明的，孟山都卻以基因改造的技術，讓種子也有了專利，自1997年起，孟山都就壟斷了印度的種子，從中獲取高額的權利金，同時還讓農藥的價格漲了13倍，農產品價格崩跌，有超過20萬的印度農民因此自殺；與此同時，美國卻大量補貼本國農業，將農產品傾銷到世界各國。

席娃接著說，全球化的浪潮讓印度換來了9%的經濟成長率，但是9%的經濟成長率中得利的產業，正好就是摧毀農業的產業。自由貿易鼓勵人們成為消費者，卻不讓人們作生產者，但是我們不可能去維持一個沒有生產者的消費世界。

蔡英文則指出，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全球化趨勢，已經形成一種負面、惡性的循環。台灣生產廉價的工業產品出口美國，讓經濟維持高度成長，卻污染了台灣本地的環境，與此同時，美國卻漸漸地有非工業化的趨勢，大量出口農產品，以自由貿易之名要求世界打開大門。台灣在1990年開始進口美國的農作物，取代本土的農作物，使得台灣農業受到打擊，生物多樣性被犧牲，台灣雖然得到了GDP的成長，但是從環境的角度來說，應該是逆差而不是順差。

她指出，二次大戰以後，台灣一直都是自由貿易的主要受惠國之一，但是現在可能是要受苦的時刻了，當與中國簽訂ECFA 之後，中國會進口更多的農產品，會對台灣的農業造成很大的傷害，而更多的自由貿易，並不會讓台灣受惠。

最後，席娃表示，全球化讓大家都變成了消費者，卻忽略了土地才是最慈悲的經濟，「是非洲土地在養人民，不是可口可樂」，我們必須建立以土地為主的生產模式，以分散式的在地化經濟，取代集中式的、以化石燃料為主的經濟。

5月1日范達娜˙席娃訪台活動報名開始!

綠色陣線協會邀請印度知名生態運動者范達娜˙席娃博士(Dr. Vandana Shiva)於5月1日訪台。席娃博士是1993年的另類諾貝爾獎得主，也是國際上倡議糧食與環境正義的代表人物；從WTO世界貿易組織部長級會議，到去年底於哥本哈根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COP15， 影響世界局勢的關鍵國際談判會議，她從未缺席，並致力於告訴世人當今農糧體制在分配問題與環境上的不公，及經濟與環境危機下的新願景。

當天活動已開放報名，請點選這裡

5月1日席娃博士訪台，我們安排的兩場演講如下

下午場的講題：全球綠色潮流與台灣 Global Green Currents and Taiwan
─ 印度范達娜˙席娃(Vandana Shiva)與 台灣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的對話
時間：5月1日下午2:00至4:30
地 點：臺灣大學凝態科學暨物理學館204室 國際會議廳(近 新生南路三段與辛亥路二段交叉口，台大體育館旁)

子題：
一、氣候危機與後哥本哈根的綠色潮流
二、氣候危機時代下的全球化與在地化
三、經濟民主與生態民主：氣候危機時代的新興公共治理課題

晚上場的主題：牛糞傳奇與席娃傳奇
──從紀錄片《牛糞傳奇》談糧食危機
時 間：5月1日晚上7：00至9：40
地點：誠品敦南店B2視聽室(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245號B2，近捷運忠孝敦化站6號出口)
活動內容：《牛糞傳奇》紀錄片放映與座談
與談人：席娃博士、臺灣大學農藝系郭華仁教授

我們的募款活動仍持續進行
另外，活動網址請見 sites.google.com/site/gffront
欲認識席娃博士請見http://e-seed.agron.ntu.edu.tw/shiva/
有問題請來信至gffront@gmail.com或電洽02 33225335

綠色陣線 敬上

轉載新聞稿: 玻利維亞發起世界人民氣候峰會

Bolivia launches World Peoples’ Climate Summit at UNFCCC talks in Bonn
April 11, 2010 in Press

Pablo Solon, Bolivia’s ambassador to the UN, at a press conference during UNFCCC negotiations in Bonn on 10 April condemned continued attempts by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to impose a deeply flawed Copenhagen Accord as the basis for future negotiations: “The only way to get negotiations back on track not just for Bolivia or other countries, but for all of life, biodiversity, our Mother Earth is to put civil society back into the process.”

Solon explained it was this belief that motivated Bolivia to host an historic World Peoples’ Summit on Climate Change and Rights of Mother Earth on 19-22 April 2010 to which more than 15,000 people and up to 70 governments are expected to attend.

“The central aim of any climate summit is not to save itself and accept any outcome, but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that will save humanity.” Solon said that the Copenhagen Accord sadly marked a “backwards step” so could never be acceptable as a basis for further negotiations. Solon pointed out that the European Union’s own analysis of the Copenhagen Accord admitted that it would lead to an increase of temperatures of up to four or five degrees.

“This is no kind of solution. Yet at these talks [in Bonn] we never hear developed nations admitting concern over this. Instead the US claims this is the best agreement we have had. Are we really willing to say that allowing temperatures to rise to four or five degrees is a good goal?”

Solon reiterated the demands of many developing nations by calling on industrialized nations to rebuild trust. “You cannot rebuild trust by legalizing the same methods that led to the failure in Copenhagen.” Solon called for talks to be returned to the full UNFCCC process, and to develop on what had been agreed in COP15.

Solon commenting on news that the US and Denmark were withdrawing aid from countries like Bolivia for their opposition to the Copenhagen Accord said, “This in their rights, but unfair and clearly an attempt to punish Bolivia. What kind of negotiation is it where you lose money if you disagree?” Solon said that Bolivia would not back down due to such threats. “We are a country with dignity and sovereignty and will maintain our position.”

4月11日NGO檢視台灣石化產業策略會議--APGN論壇

石化產業在台灣發展數十年，無論是高雄縣林園鄉三輕、四輕廠、高雄後勁的五輕廠，以及雲林台塑麥寮六輕廠等，設廠後帶給地方嚴重的環境影響、人民的健康傷害及工安威脅等都令人聞之色變。

今年即將展開的國光石化開發案二階環評審查勢將再度掀起一場環保風暴，究竟台灣是否該繼續發展、擴張石化業？台灣的產業經濟非石化業支撐不行嗎？如果全民堅持「讓污染到此為止」，台灣產業是否能痛定思痛、徹底轉型？我們和我們的下一代對於台灣這塊島嶼環境是否有什麼新的想像？

本活動邀請台灣各地NGO朋友分享石化業相關運動經驗，並將於當日下午由朝邦文教基金會帶領與會者進行一場精彩的開放空間會議，最後彙整出行動方案，希望藉由4月30日至5月2日在台北舉辦的亞太綠人會議，將此議題推向國際。期待您的參與討論。

日 期：4月11日（週日）上午10：00至下午5：00

活動地點：地球公民協會--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198號9樓之2

主辦單位：地球公民協會

合辦單位：全球綠人台灣之友會、綠黨、朝邦文教基金會、彰化環盟、雲林環盟、看守台灣協會

活動形式：開放空間會議（人人平等的參與和智慧分享）

費 用：100元--含便當及茶點，請於報到時繳交

報 名：請於4月7日前以電話報名07-556-1585轉14楊小姐

本活動聯絡人：地球公民協會-王敏玲07-5561585轉11

有關開放空間的會議技巧(OST, Open Space Technology)，請參考http://www.frontier.org.tw/ost/resource.htm

本週四YouthHub講座，介紹全球氣候正義運動

去年十二月的聯合國氣候峰會，在激烈爭論後產出史上最差的「哥本哈根協定」；但是在談判會場外，一份同時處理氣候、水資源、糧食與經濟危機的「氣候論壇人民宣言」，正在全球連結起由下而上的運動能量，推動社會朝向永續性轉型。在這背後，國際倡議網絡「氣候正義，現在就要」(Climate Justice Now!)，扮演著不可忽視的重要角色。

近兩年來，一個訴求氣候正義的新型態環境運動已經興起。他們發現，越來越多的跨國企業遊說，把持聯合國談判，同時在世界各大洲繼續採礦、興建水壩、砍伐森林、設立燃煤電廠、擴展航空旅行、開設新道路，再透過碳交易等方式，進一步給予維持高排碳經濟活動的理由。藉由抗爭行動，人們越來越意識到有必要從根本改變現行的經濟模式，而不是採用錯誤、危險、或短期的解決方案來因應氣候變遷。

綠色陣線協會自半年前加入「氣候正義，現在就要」國際網絡，並親赴曼谷及哥本哈根參與工作坊和直接行動。本週四(1/28)晚上在YouthHub青年交流中心，兩位綠陣同仁將以淺白語言和生動短片，向你解說現有的減碳機制隱藏的危機，與氣候正義運動發展，包括重要的草根民眾運動及智庫、非政府組織。

時間：本週四(1/28)晚上六點到八點半

地點：YouthHub青年交流中心 (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31號1樓)

講者：陳思穎、蘇毓婷

體制應變遷，而非氣候變遷--Klimaforum09 氣候論壇，人民的宣言

(去年底氣候論壇結束後，我們曾在12/22發佈這份宣言的摘要，引起綠盟監事趙家緯的迴響，他認為宣言訴求與台灣環團立場接近，值得翻譯全文多加宣廣。在此特別感謝農陣伙伴陳建泰完成翻譯、家緯協助校訂。)

1. 序言（Preamble）
氣候危機有辦法解決。人類和地球所需要的是一個兼顧公正和永續的社會性體制改變，以確保所有人類的權利、生命和尊嚴，並且留給後代子孫一個富饒、更有生機的地球。這個改變建立在團結的原則上，尤其是在最脆弱的利益上—沒有歧視，性別平等，公平，永續，要人們意識到，我們是我們所鍾愛、尊敬的自然的一部分，然而，要應付氣候危機，對萬物的體認與果敢的行動，必須堅持在以權利為基礎（right based）的框架底下，根據聯合國憲章，所有國家都有義務參與國際合作，確保人權在世界各地獲得尊重。

我們，在哥本哈根參加 Klimaforum09 的人民，社區和所有機構，呼籲每一個人，組織，政府和機構，包括聯合國（UN），為這個改變貢獻您的力量。這是一個極具挑戰的任務。今天所面臨的危機包括經濟，社會，環境，地緣政治和思想...等各方面與氣候危機相互影響。在這個氣候，能源，金融，食品和水危機...同時發生的非常時刻，需要我們團結起來，改變主流的社會、經濟體系以及能夠解決氣候危機的全球領導力量。為此，我們要立即採取行動。

我們必須償還環境和氣候的債務。但是不應該採用錯誤，危險，或短期的解決方案來因應，如：核能，生質能源，碳抵減（offsetting），碳捕捉和儲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CCS），生物碳（biochar），地球工程和碳交易，相反地，我們應該採用的乃是真正建立在清潔、安全的再生能源與節能的永續性轉型。我們歡迎各社會運動聯盟和部門、各種年齡、性別、種族、信仰、社區和民族的加入。未來在我們手中，我們要建立堅強的青年、婦女、男人、工人、農民、漁民、原住民、各種膚色的人民、城市與農村社會的群眾運動，使之能夠在各種社會層層，因應環境退化和氣候變遷。我們呼籲一個國際經濟新秩序，支持一個強大，民主的聯合國，而不是 G8，G20 或其他強國組成的封閉集團。

2. 我們看到的挑戰（The challenge as we see it）
在大氣中的溫室氣體（Greenhouse Gases, GHGs）濃度已經高到使氣候系統失去平衡。在過去的 50 年，CO2 濃度和全球氣溫上升的速度比以往地球上的任何時候都要迅速，接下來的數十年，上升速度會更快。這造成許多嚴重的生態失衡，威脅世界上許多人的的生命和生計，這樣的影響，對於貧困的人民和弱勢群體更是嚴重。

失衡的氣候系統使極端的高溫和降雨更大、更頻繁，熱帶氣旋、颶風和颱風、洪水與乾旱、生物多樣性喪失、山崩、海平面上升、飲用水短缺、生長季節縮短、產量降低、欠收、損失牲畜、生態系統滅絕、魚類資源減少...等等。這些現象造成的糧食危機，飢荒，疾病，死亡，流離失所，以及永續的生活方式消失。在此同時，許多地區引進由企業極力推廣的基因改良作物（GMOs），單一作物種植，農業工業化，這些作法等等，都嚴重的威脅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和多樣性，將赤貧的小農邊緣化，破壞糧食主權。企業控制農業主要是要滿足過度消費所產生的全球需求膨脹，特別是在北方國家，而不是當地的基本需要。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現代的漁業，密集的林業和礦業，同樣破壞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人民的生命和當地社區的生計。

氣候變遷加上日益增長的社會不平等，已經嚴重的危及數百萬人民的生命與所在社區。然而，我們—人民—當然不會因此而向命運低頭，這就是為什麼民眾運動迅速的成長，人民站出來，堅決對抗將我們逼上絕路的環境破壞元兇，捍衛自己的生計。

在亞洲、非洲、中東、大洋洲、南美洲和中美洲，以及外圍的北美和歐洲，民眾運動正興起，對抗剝削他們的土地的外國勢力，並重新掌握自己的資源。一個新型態的的環境運動已經興起，領導各樣針對採礦、興建水壩、森林砍伐、燃煤電廠、航空旅行，以及開設新道路... 等等的抗議和行動。人們越來越意識到有必要從根本改變現行的經濟模式。

在各種運動當中，另立的生活方式正在蓬勃發展。與此同時，目前的掌權者並不願面對也不想處理氣候變遷和環境惡化所造成的難題。其所謂的「綠色增長」或「永續發展」策略，只不過是一個想要維持原有基本模式的經濟發展藉口，而造成了環境破壞和氣候危機就是這個經濟發展模式。

3. 我們看到的起因（The causes as we see them）

我們看到人為導致氣候變遷的直接和主要的原因是人類的工業、商業、交通以及軍事行動，史無前例的燃燒石化燃料，把溫室氣體排放到大氣中。
另一導致氣候變遷的驅力是森林惡化—不包括原住民的永續栽培或是輪耕在內—森林砍伐、採掘業、干擾水資源的循環、擴大農產業領域、搶奪土地、跨大肉類產業，和其他類型非永續方式的自然資源利用。
資源掌控與所有權不均

對地球有限資源的不平等控制與取用，並從中獲取利益，這樣非永續的經濟體系，是導致現在景況的主要原因。這種體系的前提就是本地與全球的精英佔用了各個地區、國家與這個星球上的共同資源，而所謂技術、生產和人類的長足進步，事實上只是加速了全球生態失恆與發展的災難。還有，享有特權的全球精英魯莽的從事利潤導向的生產與過度消費，使得絕大比率人類的生活僅只糊口，甚至更貧困。這樣的情形不僅發生在南方國家，北方國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國公司（TNCs），主要以北方國家和免稅港（tax-havens）為基地，擴大業務，長久以來，其過度的行為一直領先各領域。

全球企業與富有國家為了更多的資源與更大的市場佔有率的競爭以及在貿易協定和條約上的較量，導致了新殖民主義，開始壓迫南方的人民，剝奪了他們應有資源的所有權和控制權。世界貿易組織（WTO）和跨國金融機構，歐洲聯盟（EI）和美國（US），使用雙邊貿易協定，將越來越多的公共資源私有化和商品化，強化對未開發國家自然資源的掠奪，並附加條款，以增加未開發國家的依賴程度

主要思考模式與替代方案

這些機構所推銷的不僅是「經濟學」的問題，目前的經濟模式，是基於將人作為「經濟人」這種想像概念的一個系統。這種意識形態，企業媒體和行銷公司所強化，以促進利己主義、競爭、物資消耗，與無限的個人財富積累為導向，完全不顧這種行為所帶來的社會和生態後果。這種系統的思想密切的與父權制模式和專製作風交織在一起。

如果我們真的想解決這個危機，我們需要體認到，人類是自然和社會的一部分，缺一不可。因此，如果人類要生存，我們需尊重地球母親的完整性，努力和諧的與自然相處，並且維持文化內部與跨文化間的和平。

我們現在既是不同國家，卻是同一個世界的公民，對於當前和未來人類大家族的福祉，人人都有責任。當我們按照「很多真理中的一個(one among many)」的原則生活，人類團結和世界一家的情感才會更緊密。

4、公正、永續的轉型（A just and sustainable transition）
顯然，解決氣候危機需要影響深遠的轉型，而這些轉型方案，目前卻被政府的決策者與多邊會談機構所排除在議程之外的。人們要求的是體制的改變，而不是「不變的商業活動（business-as-usual）」以及不假思索的使用技術與市場修復機置，來侷限影響深遠的氣候議程。

人民的運動包含許多社會的另類觀點與具體步驟，為了同時處理氣候、水資源、糧食與經濟危機，邁向永續未來，這個永續性轉型必須從幾個不同的行動開始。這些行動包括：

▪ 糧食主權和生態農業：我們必須堅持人民、社區和國家有決定自己生產體制的權利，使農業，漁業，食品，林業，土地政策在生態，社會，經濟和文化各方面，適合於當地環境。人民，特別是婦女要能夠取得並控制生產資源，例如：土地，種子和水源，這必須得到尊重和保障。農業生產必須以在地的知識為主，採用合宜的科技與生態永續發展技術，把 CO2 保存在多樣和原生植物系統，保存水資源，使更多的養分回流土壤。糧食和農業生產必須主要著眼於滿足當地需求，鼓勵自給自足，促進當地就業，並且，在這個過程中，盡可能地減少資源使用，浪費和溫室氣體排放量。

▪ 平等的經濟所有權與控制權：社會生產單位的重組，包含許多所有權和管理權的平等形式，以滿足人們的基本需要，例如：創造就業，水資源、住屋、土地、醫療保健和教育的取得、糧食主權與永續的生態。公共政策必須確保金融體系確實符合公共利益，並且為工業的永續轉型，農業和服務建立良善的資源管道。

▪ 能源主權：要大幅減少了能源消耗，特別是在富有的國家，並且結合可再生能源和公共能源，如太陽能，風能，地熱能，小水電，波浪，潮汐...等等的混用；發展自給自足（off-the-grid）的電力配送網絡，以確保社區的能源供應；以及公有的能源網絡。

▪ 城鄉生態規劃：我們的目標是大幅度的減少能源和資源投入以及減少廢棄物和污染的產出，同時鼓勵在地供應在地區民的基本需要。在降低運輸需求方面，要在城鄉之間建立符合社會正義，機會均等的服務。促進公共的交通系統，例如：輕便與高速的鐵路系統、自行車，減少私人機動車輛，讓道路不再壅塞，促進民眾的健康並降低能源的消耗。

▪ 教育，科學和文化機構：重新定位的公共研究和教育，以滿足人民和環境的需要，而不是任由發展目前偏差的商業盈利所需的專用技術。研究和發展應該朝開放和協作努力，以人類的共同利益為主。放棄創新點子與技術的專利，公平和公正的交流合用的技術、傳統知識與原住民知識的創新運用，更要鼓勵各國之間也要如此交流。

▪ 結束軍國主義和戰爭：在目前的石化燃料為基礎的發展模式，導致為了控制能源，土地，水和其他自然資源的暴力、戰爭與軍事衝突。這在以美國為首的入侵、佔領伊拉克和阿富汗，以及在全球石化燃料和自然資源豐富地區的軍事行動上，顯露無遺。為了生質燃料，農民和原住民社區在暴力的脅迫下失去土地。數億美元浪費於軍事、工業的物資和人力資源，應當轉來致力於實施永續發展轉變。

我們邊做邊學，舉步向前，這些過程將有助於我們說服廣大的人們，永續發展的轉型，將帶給我們更充實美好的生活。社會、政治、經濟和環境領域是密切相關的。因此一個完善的策略，必須解決這些所有的問題，這的確是永續性轉型背後的中心思想。還有一個概念，那就是恢復地方社區作為基本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單位，而不是全球市場。社會凝聚力、公共參與、經濟責任和生態責任只有通過這種最簡單程度的決策過程來恢復。這是我們從人類文化與在地社區學到的教訓，然而，以社區為基礎的方式並不與廣泛的國際合作相衝突，相反的，它需要所有直接生產者在農業、林業、漁業和工業之間，緊密的跨界結盟，這種結盟還建立在兩性平等認知與克服各種層次不公正的權力關係上，這還包括需要加強區域和國際合作，以共同管理和共享資源，例如：跨越邊界的水資源。

此外，國際合作將跨越所有邊界，促進各種思想、技術、專業之是的相互交流，並且讓各種文化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開放心胸的對話。

5. 轉型之路（Paths to transition）
許多人都參與了實際創造永續的工業、農業、林業和漁業，或在可再生能源部門的工作。社會其他部門、工會、消費者、城市居民、教師和研究人員也提出各種倡議，並在這些體系中彼此相互結盟，這些人都在努力實現永續的生活方式。

聯合國（UN）和締約國會議（COP）

我們要在聯合國討論氣候變化，以及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變化（UNFCCC）第 15 次締約國會議（COP15）的討論中呼籲，從以往的經驗教訓，這幾輪談的判並不十分樂觀。儘管高調採取協調一致的行動計劃，首先推出 1992 年里約熱內盧的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後來在 1997 年的京都議定書，成果有限，應該解決的問題還是沒有得到解決，而事實上，它反而變得更糟。公約和議定書關於原則、目標和時間表的的進展甚微。同樣，大企業對於造成氣候危機要負很大的責任，對於氣候政策，在國家和全球的層面，似乎都有巨大的影響。我們堅決反對這種在目前的締約國大會談判上，企業場外遊說的不民主行為。我們呼籲各國設立一個評估機制，評估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的所有政策和執行工具，確保包容性和多方利益相關者，在締約國大會談判上，修正現有的不平等現象，無論是基於性別、膚色、年齡、殘疾或其他形式的歧視。

我們要求第十五次締約國達成協議，啟動一個恢復地球環境、社會和經濟平衡。藉由環境的，社會的和經濟的永續和公平性手段，最終達成一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條約。

我們的要求

我們要發出我們的聲音，向在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裡的領導人，提出人民的要求和選擇。

1. 逐步淘汰石化燃料：我們要求明確廢除石化燃料的策略，在未來 30 年完全放棄化石燃料，其中必須包括具體的里程碑，每 5 年為一期。我們要求立即削減溫室氣體排放的工業化國家以 1990 年為機準，在 2020 年以前，減少至少 40％ 排放。

2. 賠償和補償氣候債務與罪過：我們要求充分賠償被北方國家、跨國公司和免稅天堂機構所傷害的那些南方國家。藉此，我們緩解一部分歷史上的不公正與不公平所帶來跟產業相關的氣候變遷、原住民族的種族滅絕，跨大西洋的奴隸貿易，殖民時代，和侵略的不幸，同時，也必須通過同樣清楚的方式補償貧困人口的氣候和更廣泛的生態債務。應該建立一個全球性和民主的基金，給予氣候變化的受害者 提供直接支持。已開發國家必須提供新的、強制性的、充分、可靠的經援，以及自由專利技術，使發展中國家能夠適應不利氣候影響，承擔排碳減量所帶來的損失。使發展中國家能夠發揮其作用一起遏制氣候變化，同時還能滿足自己的需要和願望。國際金融機構、捐助機構和貿易機制的幫助不在此列。

3. 立即採取全球禁止砍伐森林、原始林的行動，與原住民和以森林為生的社區合作，採用本地多樣性物種，同時啟動更具雄心的全球性植樹計劃。同樣，禁止大規模的工業化捕魚方法，回到區域永續的捕魚方式。最後，禁止對外國的投資，佔領土地，充分接受人民對自然資源的主權。

4. 我們強烈反對許多公司、政府和國際金融機構完全以市場為導向，以技術為中心所提出，錯誤的、危險的解決方案，其中包括核能，生質能源，碳捕捉和儲存技術，清潔發展機制，生物碳，以及所謂的「抗逆境的各種基改作物」、地球工程，還有目前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所定義的「降低開發中國家毀林及森林惡化所導致的碳排放」 (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REDD)。這只會產生新的環境威脅，沒有真正解決氣候危機。碳貿易和抵減也是錯誤的和不公正的手段，因為他們把一個行星的共同資源—環境—作為一種商品，可以擁有和交易。到目前為止，除了讓富裕國家，以這樣的方式來抵減其減排義務，並且讓這種不公正和非永續的運作方式保持之外，我們還看不出這樣的系統有什麼優點。

5. 對碳排放公平的課稅：我們要求對碳排放公平課稅，取代可交易排放配額制度（the regime of tradable emission quotas）。碳稅的收入應該公平地退還人民，一部分應該用於補償和支助調適（adaptation）和減量（mitigation）。但是，這不是代替償還已經積累的債務。這種補償和提供資金是無條件的不用訴諸市場機制和金融機構。減少排放，必須大力鼓勵迅速、透明的碳稅課徵，除了直接的規定，也要推動逐步淘汰石化燃料，實現安全，清潔和可再生能源。

6. 多邊機構和跨國公司：不公正，非永續，不負責任的全球經濟和金融機構，如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IMF）、區域開發銀行、捐助機構和貿易協定應該根據聯合國憲章被民主和公平機構所取帶，這樣的機構應該尊重人民對資源的主權，促進人民和國家之間的團結，並建立嚴格監督和控制跨國公司業務的機制。

最後，我們將承諾並且積極參與並且朝我們前面所提出來的社會永續發展方向前進。

6、永續性轉型的全球運動（A global movement for sustainable transition）

無論哥本哈根氣候高峰會的結果如何，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建立一個整合各樣運動的全球性運動，致力於長期的推動我們社會的永續性轉型。它必須與現有的權力結構相反，這一運動必須有下而上發展壯大。我們所需要的是環保運動、社會運動、工會、農民、民間團體和其他各方志同道合的夥伴，廣泛的結盟，共同努力，在日常的議題上、地區、國家與國際各樣層次上努力，同時，這樣的聯盟需要創造新觀念，新類型的社會運動，不但能夠對非永續的作法給予回應，而且還可以展示有效永續的新經濟模式。

我們，所有參與 Klimaforum09 的人民、社區和社會團體都承諾在這次的所達成的成果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一個連結各樣運動的全球性運動。

這個宣言，目的在激發進一步發展這種運動的大方向，我們選擇要行動。綜合來看，我們可以使全球走向永續的未來，請加入我們的行列。

碳交易到底有什麼問題？

作者：Oscar Reyes (碳交易監察)
翻譯：陳思穎、蘇毓婷 (綠色陣線協會)

「我們絕不會安靜地死去。」──馬爾地夫總統Mohamed Nasheed在2009年12月9日對全球氣候談判代表的發言

碳交易允許工業化國家和企業免去其減量的目標，它主要有兩種形式──「總量管制與交易」(Cap and Trade)以及「碳抵減」(Carbon Offsetting)。

什麼是總量管制與交易？
在總量管制與交易的架構下，政府和政府間組織設下在特定時間內碳排放總量的法律限制(即總量管制)，然後授予產業一定數額的汙染許可(即碳交易權證)。如果企業無法符合其總量，可以向其它有剩餘碳權者購買──這是很典型的狀態，因為它們一開始都獲得太多的配額。當然，他們也可以購買「抵減」。

什麼是碳抵減？
碳交易和碳抵減是同時並行的。企業，有時候是國際金融機構、政府和個人，在總量管制的區域外，透過「排放減量計畫」(emissions-saving projects) ，產生同樣能在碳市場交易的碳權，以此避免自我減量。聯合國的「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即是此類方案中規模最大的，它包括了2009年9月以前在開發中國家註冊的近1,800個計畫，以及目前正等候通過的2,600個計畫。基於現在的價格，在2012年以前獲批准計畫所產生的碳權，總計約350億美金。

儘管抵減經常被等同於排放減量，但是這些計畫即使是最好的情況下，也只是在穩定排放量的同時，將它們從一地轉移到另外一地，通常是從北方國家移到南方國家；現實狀況是，最好的狀況通常沒有出現，結果抵減不但增加了排放，還加劇社會和環境衝突。

所以，總量管制和交易到底有什麼問題？
就算你不去查看總量管制與交易的實際施行記錄，也可以發現其理論的根本缺陷。這是因為此機制的設立，從來不是為了直接解決轉型的關鍵問題──遠離石油開採、過度生產和過度消費；而是把現有的汙染好好地計算一番，以創造新的可交易商品。在此架構下，交易者大多會選擇當下最便宜的碳權，不過短期內便宜的方案，不代表能有效針對環境問題，或是符合社會正義。

總量管制和交易的作法，有幾項關鍵問題：
• 「交易」不會減量，只會允許企業在實際減量和購買便宜的「碳權」當中作選擇，而碳權可以代表在其他地方的減量。
• 「總量管制」充滿許多陷阱，有時候訂了總量和沒訂一樣。總量管制是整個系統裡最不嚴謹的一部分，因為有多餘碳權的人可以販賣碳權，而製造碳權最便宜的方式，即是一開始就得到過多碳權(總量設定過高，便製造出許多「熱氣 (hot air) 」)。交易的目的是為製造污染的產業找到最便宜的解決之道，而購買便宜的「熱氣」，向來比真正減量所需的成本來得低。
總量設定的過程非常容易受到企業遊說，也就表示通常會給予過多的污染許可。實際上，透過廣泛的產業「利害關係人」參與，遊說活動大受鼓舞。
• 抵減弱化總量的機制。當總量管制和交易的機制限制了污染權的可行性，「抵減」計畫便可以多發行新的許可。當這兩個機制同時並行，彼此會互相弱化；進行總量管制，抵減就會鬆綁總量管制。抵減基本上是在總量之外的額外污染權，現有及正在提案的「總量管制與交易」機制，允許碳抵減在其中交易──包括「歐盟排放量交易制度」(EU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EU ETS)和「美國總量管制與交易制度」(US cap and trade scheme，2009年美國「清潔能源與安全法案」(American Clean Energy and Security Act)的提案。 「交易」不會減量，只會允許企業在實際減量和購買便宜的「碳權」當中作選擇，而碳權可以代表在其他地方的減量。


只關注成長的市場可以減碳嗎？
另個問題是，市場的本質是成長導向，並尋找新的累積資源。在碳市場中，則是透過增加其地理範圍、產業部門數量與其涵蓋的排放。這和解決氣候變遷的本質衝突，因為解決氣候變遷須要減少化石燃料使用和消費。

所以，將碳轉化為商品會導致新的利益和炒作機會，也沒什麼好驚訝的。碳市場的發展使用金融市場中複雜的財務工具(期貨交易和衍生性金融商品)，以避險和增加炒作利潤，必須冒著創造「碳泡沫」的風險。這也不令人意外，創造碳市場的人當中，有許多也是在「芝加哥氣候交易所」(Chicago Climate Exchange)裡創造出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而最後導致金融海嘯的人。

總量管制與交易制度裡有什麼案例？
目前有好幾個總量管制與交易市場；包括EU ETS、美國酸雨計畫(United States Acid Rain Program)、洛杉磯地區乾淨空氣市場(Los Angeles Region Clean Air Markets，RECLAIM)、芝加哥減量市場系統(Chicago Emissions Reduction Market System，ERMS)、美國區域溫室氣體減量計畫(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其中EU ETS於2005年1月成立，是全球最大的總量管制與交易制度，也是得以知悉碳交易如何失敗的最佳範例。

為什麼EU ETS不斷給予污染權過多配額？
大部分的總量管制與交易市場，是用產業自己提供的歷史排放作預估，以計算一開始的總量。很明顯地，產業會把過去的排放量灌水，藉此獲得多一點碳權。於是總量管制與交易市場在一開始便有過多的碳權。EU ETS就是一個實際案例，它不斷給予污染大戶高於實際排放標準的歐盟配額(EU allowances，EUAs) ，因而無法提供減量的誘因，導致碳權的價格下跌──在2007年甚至掉到0.01歐元。整體來說，根據歐盟自己的數據，第一期(2005~2007年)主要污染戶擁有的碳權，比其實際排放標準多出3.4%。

難道EU ETS在第二期 (2008~2012年) ，仍沒有解決過多配額的問題？
歐盟聲稱他已經獲取教訓，制度的第二期將看到成效。沒錯，2008年我們第一次看到如其所宣稱的，污染戶獲准的碳權比其真正排放標準少，但是還是有過多配額的問題：
• 絕大部分的工廠和經濟部門擁有的配額還是太多，只有電力部門是需要購買碳權。
• 歐盟整理的經濟蕭條代表ETS在2009年將再度獲得過多配額。
• 儘管有些企業為了短期的經濟考量，暫時歇業或縮減營運規模，仍然有相同數目的碳權。

第二期沒有減量嗎？
歐盟宣稱其ETS可以在2008年將碳排放減少3%，相當於5千萬噸。問題是至少有8千萬噸在發展中國家的「碳抵減」，也在2009年買進ETS，這已經超過了總量標準。所以，ETS無須要求歐盟境內的企業減量。

另外，也有證據顯示有些宣稱的「減量」是假的。比方立陶宛宣稱，因為其Ignalina核電廠關閉，國家必須被迫使用火力發電，結果大量獲得在其他地方不斷販賣，且被當作「減量」的碳權餘額。

誰從碳交易中獲利？
企業獲得的碳權大多是免費的，和補貼的意思相同，而基於歷史排放的配額，最大的補貼將流向最骯髒的工廠(尤其是火力發電廠)。

意外的收益也來自基於「機會成本」的計算。發電廠選擇做最便宜的事情來符合ETS目標，通常是購買清潔發展機制的碳權，但是將成本轉嫁出去，好像他們選擇做最花錢的事情一樣。甚至發電廠會從ETS得到免費的碳權，然後再次將這些碳權的成本轉嫁給消費者。Point Carbon和WWF的市場研究員所做的研究，計算第二期電力公司可能的意外收益範圍在230億到710億歐元，且這些收益多集中在排放標準最高的國家。

阿塞洛米塔爾(Arcelor Mittal)是全球最大的煉鋼廠，同時也是另一個標準案例。它經常拿到超過其開始進行減量所需的4分之1至3分之1的碳權，這間企業在2005至2008年間，從ETS獲得的利潤可能超過20億歐元，其中有5億是在2008年一年期間賺得，所以也就不用費心進行減量了。

EU ETS第三期又怎麼了？
EU ETS的第三期時程為2013年到2020年，而在布魯塞爾的爭論點為「碳洩漏」(Carbon Leakage)的風險。這和產業宣稱在世界某處施以嚴格規範將助長污染外包給規範寬鬆之處的說法有關。產業為在EU ETS(和其他於澳洲和美國的制度)中減少其目標或義務，以此作為黑函策略。根據歐盟執委會初步的分析，歐洲258個工業部門中，超過一半在EU ETS下被評估會有碳洩漏問題，卻在2013年將獲得免費排放配額。

碳抵減出了什麼問題?
碳抵減讓企業和國家花錢消災，藉著可以在其他地方減量的理論，而規避自身的減量責任。碳抵減除了政府間方案，像是最知名的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也有主要讓個人消費者購買的自願減量計畫。不幸的是，這兩個體系都有很大的缺陷，包括了：

• 販賣故事。由於抵減需要對「本來就會發生」的項目宣稱其具有「額外性」，這讓污染的企業和財務顧問得到一個機會，把不可知未來的種種故事，轉變為能夠當作銀行擔保品的碳信用額度。歐盟承認，至少有百分之四十的項目作假，然而國際河網(International Rivers)的調查發現，超過百分之六十的項目「不具額外性」。
• 抵減增加排放。碳抵減對於氣候的淨效用，是增加溫室氣體排放量，而不是減少。透過理論宣稱，用另一個地方的行動取代了本地減量行動的必要性。它更進一步地推遲了真正的國內行動，並且容許更多化石燃料開採行為。
• 無法做任何改變。清潔發展機制項目的價值，是建立在不同經濟和工業活動之間，一系列糢糊的「等價性」計算上。然而這個計算是帶著風險的，因為它沒有將單一商品是否最後能夠被創造出來並進行交易納入比較。清潔發展機制並不會改變一個事實，那就是燃燒更多煤炭和石油所排放的溫室氣體，並不會因為建造更多的水力發電廠、種植更多的樹木，或者在煤礦場捕捉甲烷而被消除(而且肯定不會是在同一個時間區間內)。

碳抵減對當地社會、環境造成嚴重的負面衝擊
碳抵減以「發展」為掩飾，遮蓋了它根本上的不正義——將新的資金流向南方國家一些最高度汙染的工業；同時還提供北方國家的企業和政府一項工具，來延後他們自身工業模式和能源使用的改變。

實際上，大多數的碳抵減計畫都導致土地掠奪、當地環境和社會衝突、原住民族從自己的土地上被遷走，以及地方社區和運動的壓制。

REDD這樣的植林計畫能成功嗎?
目前的氣候協商，正在考慮將植林和其他碳匯計畫，加入清潔發展機制和總量管制與交易方案中。

由於許多計畫不具有額外性、難以計算，或者是沒有把樹木的養護算進去，而且假設能立即吸收已經排放的碳，事實上卻得花上千年的時間，這些都將增加計算問題。

「造林計畫」也傾向於將單一樹種植林計算在內，但是單一植林不應被當作森林，因為它缺少生物多樣性、會造成土壤退化，再加上需要大量的化學肥料，不但會顯著地導致氣候變遷，還會污染水源並威脅當地人民的健康。

減少毀林及森林退化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方案(簡稱REDD)重複排放交易的錯誤，將森林商品化。他們假定毀林的發生，是因為現存的森林比砍倒的那些更不值錢。事實上森林的商品化正是驅動毀林的成因。這些商品化包括了企業和開發銀行在新基礎建設、採礦和石油開採計畫上的投資；工業化伐林；以及為紙漿、造紙、棕櫚油等單一種植產業清理土地。REDD很可能為商品炒作推波助瀾，因而加劇土地衝突、剝奪原住民族和森林社群。

新的交易方案對碳抵減以及森林碳市場造成什麼影響?
2008年最主要的碳抵減信用買家是歐洲企業，他們從清潔發展機制或聯合履行計畫(Joint Implementation，和類似的聯合國方案，執行於在京都議定書負有減量承諾的國家)，共買下八千萬碳信用，作為減少自身排放量(在ETS之下)的便宜替代方案，或是為了炒作的目的而再銷售。如果美國清潔能源及安全法案通過的話，這個市場將會大幅度擴張，因為這個法案容許美國企業每年從國際市場購買十億到十五億碳信用。這將激勵對於抵減計畫需求的大幅上揚，使得原本已經極為不足的環境檢驗更是備受壓力。

什麼是部門信用?
部門信用將引入新的抵減，作為國家適當減量行動(National Appropriate Mitigation Action, NAMAs)的一部分。這是目前正在論辯是否納入聯合國新氣候協定的眾多提案之一。它的基本概念就如同2009年7月八大工業國在義大利拉克伊拉宣言(L Aquila Declaration)的主張——發展中國家應該承諾，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到「基本排放情景之下一定程度」。這種與未來估算曲線的偏離數值，也被算作是一種「減量」(即使它根本不是) ，而且還可以交易，用以幫助已開發國家避免減少排放。透過這些碳市場流動的私人資金，可能被「雙重計算」為工業國家在聯合國巴里氣候會議所同意的財務承諾。

碳交易是否聊勝於無?
並不是。由於碳交易在避免改變、甚至增加排放量的同時，還加劇了地方衝突，我們必須將重點放在如何採取實際上對抗氣候變遷的措施，這不是尋找碳交易的替代方案。

有什麼其它的替代方案?
碳市場應該被解散，首先就要從抵減開始。終結碳市場的明確政治意向，甚至能在立法行動之前，就先使它受到致命重創。這時，經過適當諮詢並且和在地社群一起發展出來的替代方案，就需要被建立起來，才不會重蹈由碳抵減方案造成的剝削與社會不正義。

我們將需要許多不同的途徑，其中包括：

• 對現有氣候解決方案的認可。在地方脈絡中可辨識出為數眾多的現存方案，但是卻因為「科技解方」或市場導向方案受到偏好而被忽視。
• 將化石燃料留在地底下。停止新燃煤電廠以及石油探勘的倡議，都是為氣候正義的鬥爭打頭鋒，而且是快速轉型到後石油經濟的必要步驟。
• 重新探索環境保護。許多環境政策工具已經證明了，它們比市場導向途徑有效。這包括電子用品和建築的能源效率標準，以及可再生能源關稅的導入。
• 新的財政收入：課稅加上(或者)禁止貨幣及能源投機。透過對貨幣投機行為課稅產生稅收，而不是採用對富人影響較小的碳遞減稅；另外，採用重稅或禁止化石燃料價格的炒作，也是幫助轉型的有用策略。這些都應該搭配積極的政策工具以避免燃料貧困(fuel poverty，在英國意指一個家庭需要花費超過百分之十的總收入來支付充分保暖住宅的燃料)，例如禁止預付計量(pre-pay metering)。
• 可再生能源應受支持，但也不是不加批判地鼓勵。條件是要有當地居民的參與，而且不是做為擴張化石燃料使用、或非永續工業擴張模式的基礎。
• 公共能源研究。替代能源和能源使用的私人研究，偏好「最小成本」的錯誤解決方案(例如農業燃料、水電大壩、核能)，而不是環境有效的替代方案，因此相較於公共研究，也較不具效力。然而，這都必須搭配「環境治理」機構的民主化轉型，因為現有議程多半由跨國企業所設定。
• 重新估算能源需求。現有模式假設無限制成長，並且過度估算未來能源需求。這鼓勵了過度供給，並且讓能源價格低迷，因此成為過度消費的關鍵結構因素。
• 轉型城鎮運動正以「減少能源行動計畫」，進行能源需求的重新估算，但是仍缺乏對於重工業使用(或資本累積)的結構分析，而且經常脫離更公平能源分配的組織工作。
• 改變經濟計算模式。成本效益會計如果不是無法計算環境或社會成本，就是嚴重簡化了它的假設。
• 挑戰對「成長」的執迷。經常有人宣稱，持續成長的國內生產毛額可以和排放減量攜手並進。然而卻沒有證據顯示，「先進」經濟體正在大規模減少他們的碳足跡，或者是這樣的轉型快到足以減少排放量。國內生產毛額是一個很差勁的人類福祉指標，因而不能作為社會進步或幸福人生的條件。如果能擺脫對經濟成長的沉迷，我們就容易看出，對抗氣候變遷和維持永續及愉快的生活，和矛盾的成長目標之間有多麼不同。

[轉載]拉丁美洲人民玻利瓦爾省聯盟如何在哥本哈根會議上為人類而戰鬥

原文請見批判與再造 :要改變的是資本主義制度，而非氣候
羅恩•賴德諾爾（Ron Ridenour）（註） 李聞 譯

在長達12天的哥本哈根氣候會議的最後一天下午，即2009年12月18日下午，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在全體會議的講臺上說：“諾貝爾戰爭獎得主【編 者：查韋斯把授予奧巴馬的和平獎戲稱為“戰爭獎”】從秘門進來，從秘門出去，而資本主義和美帝國最終也將像這樣離開地球，從秘密的後門。”

緊跟著這次講話，查韋斯在拉美人民玻利瓦爾省聯盟會議於貝拉中心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又說道：“雖然這次會議失敗了，但是它至少使更多的人認識到這個問題對 於全人類的重大影響。現在，為拯救人類而鬥爭的一個新階段已經開始了，即通過社會主義來拯救人類。我們的問題不僅僅是氣候問題，而且還有貧困、苦難、兒童 不必要的死亡、歧視和種族壓迫等問題，這些都與資本主義密切相關。”（拉美人民玻利瓦爾省聯盟包括安堤瓜及巴爾布達、玻利維亞、古巴、多明尼加、厄瓜多 爾、尼加拉瓜、聖文森特、格林納丁斯和委內瑞拉。洪都拉斯也是一個成員國，但是由於其合法總統曼努埃爾•塞拉亞（Manuel Zelaya）遭遇了非法政變，因而沒有出席這次會議。 ）

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接下查韋斯的評論說道：“奧巴馬是從秘門進出的唯一代表，他在前一陣子說，他來到這裏不是為了說更多空話，而是要實際行動。好吧，那 麼你應當行動起來，用花費在對付阿富汗人民和伊拉克人民的戰爭以及建立七個軍事基地使哥倫比亞軍事化的那些錢來拯救生命、拯救我們的地球母親吧。”

這兩位總統代表拉美人民玻利瓦爾省聯盟的8個成員國，出席《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會議，譴責了哥本哈根會議，譴責它在形式和內容上的失 敗。查韋斯說：“這次會議沒有提出文件供所有國家協商。其責任在於以美帝國為首的少數幾個富裕國家缺乏政治意願，其中包括東道國丹麥。”莫拉萊斯說：“在 他們的文件（即所謂的《哥本哈根協議》）與人民為了人類和地球利益而進行的鬥爭之間存在著深刻的差異。由奧巴馬率領的這群朋友同意，到2020年為止氣溫 增加2攝氏度。這將使許多島國消失，並使我們失去冰雪覆蓋的山川。奧巴馬只是想在2050年將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50％。但是為了拯救地球，我們需要減少 90%至100％。”

莫拉萊斯說：“隨後，他們談到要花很少的錢來緩解和適應。他們才剛剛開始辯論的第三個議題是如何建立一個控制系統來監測協定的執行，以及如果有國家違反協議，該如何制裁。這就是我們希望有一個‘國際氣候正義法庭’的原因所在，它可以制裁不遵守協議的國家，使我們能夠在平衡的基礎上進行管理，並實施真正的解決方案。”莫拉萊斯總統就氣候變化提出五個是非題，供全球進行公投，這裏說的是其中之一。其他四個問題包括：

1、你承認地球母親的權利、並同意重建與自然的和諧嗎？
2、你是否同意改變資本主義制度所代表的那種過度消費和浪費的模式？
3、你是否同意發達國家減少和重新吸收其國內的溫室氣體排放、使溫度漲幅不超過1攝氏度呢？
4、你是否同意把一切用在戰爭上的花費轉而用來保護地球、並配置大於國防的預算用來應對氣候變化？

莫拉萊斯出席會議的3天期間，在記者招待會以及其他各種場合上是這樣闡述問題及其解決辦法的：“富國試圖用施捨少得可憐的錢來分裂我們。單靠金錢不能保護 地球母親。歐洲的食品幾乎完全依賴石油。若沒有石油的話，情況會是怎樣的呢？這樣依賴石化燃料是對人類的一種危害，因此我們必須改變食物的結構。這是兩種 生活方式的一個結構性問題：一種是過度消費和浪費、奢華、自私自利、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另一種方式是生活得很好，所有人都有充足的食物，相互之 間和諧相處，並與地球母親建立和諧的關係，相互團結，相互幫助。”

在為拉丁美洲人民玻利瓦爾省聯盟舉行的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中，玻利維亞、古巴、厄瓜多爾、尼加拉瓜和委內瑞拉等國參加了。在這兩個星期的時間裏我是 兩個媒體顧問中的一個，另一個媒體顧問是尼克．巴克斯頓（Nick Buxton）。古巴副總統埃斯特班．拉索（Esteben Lazo）說：“社會主義為地球提供的保護要比資本主義大得多。在我們革命之前，資本主義幾乎耗盡了我們所有的森林。我們的重點是重新植樹造林，現在 20％的土地被森林所覆蓋。我們也對學童進行生態環境教育，並使其瞭解拉丁美洲人民玻利瓦爾省聯盟。我們是以團結、人權和自然的權利的原則為基礎的”。

民主軼事

尼克和我匆匆忙忙地去發佈關於上述新聞發佈會的媒體通告。在莫拉萊斯到來之前90分鐘我們才被告知這個新聞發佈會，他改變了在當天早些時候離開哥本哈根的 計畫。我立刻把此消息寫下來，並分發了200份傳單。在預定時間，新聞發佈廳開始擠滿來自一些國家的媒體和代表。我知道，玻利維亞是堅持允許任何人參加其 新聞發佈會的唯一國家，這是在遵照莫拉萊斯對包容性和透明度的要求。新聞發佈會的時間為30分鐘。

莫拉萊斯沒有按時到達，他通常就是這樣。我們聽到參加全體會議的玻利維亞高級代表說，莫拉萊斯剛剛獲得一個機會，可在會議上回應現在已洩露出來的富裕國家的秘密文件。
15分鐘過去了，他還是沒有出現。又來一個電話通知我們：查韋斯要接著莫拉萊斯發言，然後他們都要來媒體大廳。啊，別這樣！查韋斯的講話從來都是很長的。我們將白耗這次新聞發佈會的時間，到場的100個人都會十分失望。

我的經驗告訴我說，要充分利用好這個“註定要浪費掉”的時間。我採訪了兩個原住民社會運動的代表，問他們是否可以上臺談談他們的社會運動及其對5個問題的 全民投票的看法。他們同意了。我為他們翻譯。他們說在總統到來之前他們能上臺演講，這顯示了新玻利維亞是多麼的民主。玻利維亞的社會運動與政府和總統緊密 相連。總統剛剛在一個多星期之前以64％的多數票獲得了連任。

在運動分子討論其運動和全民公決的時候，莫拉萊斯總統和查韋斯總統走了進來，後面跟著的是古巴、厄瓜多爾和尼加拉瓜的領導人。這些運動分子和我悄悄走下講臺，隨後這些領導人就座完畢，我們還相互點頭示意。

莫拉萊斯的部長和大使一行坐了下來。對於我們普通人，他們不是什麼大使、閣下、部長，而是尤金，巴勃羅，羅伯托，伊凡，安琪莉卡，大衛，勒內。大多數普通人與這兩位總統談話或談到這兩位總統時，都是直呼其名。

 在其他場合，例如在12月17日在體育場舉行了拉美人民玻利瓦爾省聯盟人民會議。在參加這次會議的3000人面前，莫拉萊斯和查韋斯與來自古巴、厄瓜多爾 和尼加拉瓜的最高領導人同台發言，兩位領導人真誠地感謝工人和志願者們，感謝政治活動的組織者。他們還稱讚貝拉中心會議內外的運動分子。他們讚揚12月 12日動員起來的10萬多名示威者（這是丹麥國內迄今最大的示威遊行規模的兩倍）和被捕的1500名積極分子。這1500名積極分子中幾乎沒有人有非法行 為，最終只有少數幾個人被指控違犯了法律。數百人的雙手被銬在背後，被迫坐在冰冷的地面和柏油路上長達5個小時，隨後被用車運往臨時的監牢中。那裏沒有 水，沒有廁所。這是“民主的”警察國家根據新的反恐法律來對待潛在“恐怖分子”的做法，當然他們認為這對於協助帝國主義戰爭來說是十分必要的。

除了這些示威活動之外，每天在這個市區的幾個地方還有較小的示威活動，參加者有數百人或數千人。一些示威活動堅決反對資本主義及其發動的戰爭。我參加了其中在美國大使館前面所舉行的一次示威活動，這是在美國總統接受所謂的諾貝爾和平獎的前一天發生的事。


莫拉萊斯簡介
莫拉萊斯今年50歲，他崛起於人民的鬥爭運動。在從政之前，他曾是一個業餘的足球運動員，音樂家，種植椰子樹的農民以及工會組織者和領導人。他熱衷 於與老百姓談話。我注意到一個例子。當他從一個新聞發佈會走出來時，來自印度的一個青年組織“印度青年應對氣候變化網路”（Indian Youth Climate Network）想讓他聽一首他們所寫的關於玻利維亞的歌曲。他就停下來聽這首名為《我希望我是玻利維亞人》的歌曲，曲調是西蒙和加芬克爾的《歸 途》（Homeward Bound）。
歌詞內容如下：
“他們每天都在拖延，他們總是老調重談，
但是在遠方有一個光明的國家，
他們在向我訴說溫暖人心的話語，
他們有一個充滿希望的計畫，
他們說：來吧，讓我們開始吧……
玻利維亞，
我希望我是玻利維亞人……
只要溫度上升1度，天空就增加百萬分之300濃度，
到2040年將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100%，
有誰知道等待的代價是什麼？
戰鬥，仇恨，拖延，
我的未來就在我的面前，
人民在創造歷史，
我希望並祈禱世界變成各國兒童所希望的那樣
玻利維亞，
我們必須採取大膽的步驟，
我們還有工作要做，還需收拾殘局，
玻利維亞。”
前一天晚上，莫拉萊斯參加了由人民運動和非政府組織舉辦的會邊活動（Side events），這樣的活動有數百個。這次活動的主題是美洲原住民族。他作了簡短的發言，留下大量時間來讓現場的人們提問。任何人都可以提問。人們在莫拉萊斯總統面前沒有任何拘謹或緊張情緒。
有一次，莫拉萊斯說，他並不總能按照自己的願望來行事，但是現在會更容易些，因為他的政黨“爭取社會主義的運動” （Movement Towards Socialism）在總統選舉中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並控制了議會兩院。

莫拉萊斯說：“政治是為人民服務的科學。我活著的目的是為人民服務。政治參與是確保我們的尊嚴和我們傳統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我的責任是將你們的意願傳達給 這裏的國家元首們。如果我犯了一個錯誤，請讓我知道，這樣我可以改正錯誤。我認為我們在這裏不會取得任何進展。我們必須更加緊組織動員人民。不僅僅包括爭 取氣候公正的積極分子，而且包括我們所有人：工人、農民、媒體人士、學者和每一個人。這就是對策。”在這次會議之後，幾個原住民告訴我，這些話並非是空 談。他們說：“在開會時我們總是與總統暢所欲言，我們提出批評和要求。他洗耳恭聽。”

尼爾斯•伯爾（Niels Boel）是丹麥日報《新聞》的記者，曾經單獨採訪過莫拉萊斯20多次。尼爾斯•伯爾這樣寫道：“當警方驅趕示威者時……世界上最偉大的活動家——玻利維亞的莫拉萊斯總統卻因被記者們追著訪問而樂不可支。”

這回莫拉萊斯雖然沒有進監獄，但這位世界第一個原住民總統深知監獄和酷刑的況味。按資本主義的要求行事的幾位前玻利維亞總統就曾經這樣對待過他。

正如尼爾斯•伯爾所說：“莫拉萊斯只能靠可以克服資本主義的人民組織來解決問題。”

因此，我說這次會議是一個了不起的勝利。特別是因為莫拉萊斯和查韋斯在這些天裏的反資本主義的對話，以及在大規模遊行中成千上萬人舉著“改變制度，而非氣候”的招牌，譴責貪婪的經濟體制，現在資本主義比起過去的長時期，成為越來越多人的議題。甚至一些大眾媒體也不能不把這兩個“反叛兒”發出的信息當成頭條新聞。

莫拉萊斯在哥本哈根氣候會議閉幕時說：“我已聽過總統們在聯合國譴責氣候變化的多次辯論，但是他們膽怯得從來不敢說是什麼原因導致了氣候變化。我們明確地說，這是由資本主義所造成的。”

後記：有些機構計算出，這兩周的煎熬所產生的碳排放量大於一些島國一年的碳排放量。在這次失敗的“非峰會”、“ 非氣候”的會議期間所產生的一種垃圾是30000代表和3000名記者與技術人員所大量使用的紙張。根據聯合國所發佈的官方數字，大會甚至在第一天就使用 了800萬張紙。我估計我和尼克使用了2000張紙，用以分發給媒體，使他們知道我們的新聞發佈會。
2009年12月28日

註：（羅恩．賴德諾爾（Ron Ridenour）在哥本哈根氣候談判中與拉丁美洲人民玻利瓦爾省聯盟的代表們共事。他撰寫了許多關於拉丁美洲的文章和其他政論文章。他的網址是http://www.ronridenour.com。）